论刑事法律关系

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基本的法律关系,深入研究这一关系及其特点,对揭示刑事法学的底蕴,完善刑事立法,促进刑事司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所谓刑事法律关系,简言之,就是刑事法律所调整的国家与公民(包括某些特定法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一方是国家(以公、检、法为代表),一方是公民(包括某些特定法人)。     

浅谈刑事审判监督中公诉权的冲突与定位

刑事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对审理刑事案件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督促和制约,是诉讼监督的重要内容,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公诉部门的监督活动实现,公诉人一身任二职造成了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冲突,正确处理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关系,成为刑事审判监督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刑事审判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从公诉权的定位上探索处理上述两者冲突的有效方式。     

刑事司法与民愤因素的冲突与考量

赵国平案引发的刑事司法与民愤的冲突引发我们思考刑事司法与民愤因素的关系,这种冲突反映出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对立,我们通过分析认为,民愤不能替代法律,司法部门在理性司法、严格司法的前提下,应将民愤作为司法考量因素。     

沈家本与中国刑事法律的变革

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方面。他在修订刑事法律、变革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一系列举措,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法律体系,开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大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有的刑事法律思想。毋庸置疑,沈家本在刑事立法、司法上的不断实践和刑事法律思想对今日中国的法律改革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刑民交叉案件法理分析的逻辑进路

刑民交叉案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较为复杂和疑难的一类案件。从法律技术运用层面上进行分类,刑民交叉的案件存在着三种主要类型。一是,案件在外形上具有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其行为性质并未超出民法或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只能通过刑法的前置法来加以解决,无需进入到刑法领域进行评价;二是,案件在外形上具有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法律关系是一种纵向的包容重合关系,由于其社会危害性已超出刑法前置法的量的限制性和已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司法实践应当需要采取"先刑后民"的操作方式,通过社会危害性的量和刑事违法性的质两个方面的评价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三是,案件在外形上具有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横向的同位并列关系,这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是一种"桥归桥、路归路"的事实现象,它们需要接受两种不同的法律规范的分别评价和处理。     

简论法律适用刑事优于民事原则

法律适用刑事优于民事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于刑事法律关系牵连民事法律关系，既需追究刑事责任又需明确民事责任的案件，优先适用刑事法律加以解决的原则。一、刑事优于民事原则的产生与发展这一法律适用原则是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为核心，在各国司法...     

相关部门法缺位状态下的刑事司法判断——以一起基因代孕案件为视角

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我国临床医学上的应用,代孕事实行为已经进入刑事司法视野。目前,我国民事法律规范对于代孕法律关系的调整尚付阙如,导致刑事司法判断所依据的部门法缺位、可借助的司法评价资源与通常状况相异,故而应当探寻特殊适用规则。在相关部门法律规范制定缺位、司法操作欠缺统一指导、理论解读尚未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以法律规则为适用基础、法律原则为必要补充、公共政策为优先适用的整体性刑事法律理论在刑事司法的判断过程中具有特定意义。     

论刑事辩护的价值重构——以建立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为目标追求

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决定了刑辩律师和刑事辩护的艰难起步。这是因为:它长期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时代定位的缺失、刑事审判议论席上应有角色的缺席和面对大量刑事被告人急需要刑事辩护而它却面临着自身数量、力量和能量缺乏的状态。在进行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刑事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法治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数。尽快建立和确认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从而使刑事辩护的价值能够在平等、公正的刑事法律关系确立和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审判机关被要求必须跳出刑事法律关系的冲突范围,只是居中审理发生矛盾冲突的刑事法律关系,而不与其中任何一方发生直接的对立或者结盟。在这种刑事法律关系的结构中,刑辩律师的社会价值就会随着其法律地位的确立而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体现。     

恢复性司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模式的新型司法模式,它寻求尽可能利用罪犯、受害者和社区的积极和自愿参与的方式,恢复受犯罪影响的所有当事方的一切权益。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既具有刑事司法实践、刑事观念、刑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与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一定冲突。恢复性司法实践与理念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能产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刑事观念、诉讼制度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方式等诸多方面。     

试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以合道德不合法问题为主要分析对象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方式,分别有其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调整机制,然而两者又存在密切的联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古今中外法学家争论不休的重要法理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拟从两者相脱节的非常态问题出发,以合道德不合法问题为主要切入点,探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及产生冲突的原因,提出协调和缓解两者冲突的途径和方法。     

相对积极主义刑事司法观的提倡

新的十六字方针是法律体系建成之后的必然选项,其实质是追求法律的正当性与司法的公正性,提倡一种相对积极主义的司法理念,强调社会安全与司法人权保障的平衡。司法积极主义是对简单遵循文义的专属主义反思化的结果,并非意味着基于秩序安宁而造法。司法克制主义和积极主义,都有相同的出发点。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解释法律、寻找法律和创造法律的关系。绝对的积极主义因存在明显的违背教义学和罪刑关系的痕迹而应当引以为戒,相对积极主义因包含着法律的道德价值从而更能促进公正性的实现。当前我国的司法犯罪化理论如果被不加甄别地践行,或者不进行细致化的推演,可能具有绝对积极主义色彩而走向公正的反面。因为刑法包含着规范属性和道德属性,这意味着人道精神与法定理念互为补充,意味着公正和人道成为刑事司法的目标。相对积极主义的特征是注重方法论的合刑性以及合宪性要求。     

论传统刑法文化对刑事司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改进

当今中国比较先进的刑事司法制度为什么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试图从刑法文化视角进行诠释。主要观点是:(1)刑法文化包括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刑事司法不能很好地遵守刑事法规定现象产生的原因。(2)之所以发生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影响当今法官观念性刑法文化的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存在不足。(3)要想使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实现,就必须改进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之不足。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冲突及融合

刑事和解概念虽从国外产生,但它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和谐社会理念吻合,它融合了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因素,符合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现实需要,重罪案件刑事和解虽然与刑法基本原则存在冲突,但更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契合。重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和解不仅应当而且可能。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矛盾及其解决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刑法理论上的一对基本范畴。作为行为评价标准 ,社会危害性具有易变性、模糊性 ,刑事违法性则具有稳定性、明确性。二者之间的矛盾 ,源于刑法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的对立。为了协调二者的矛盾 ,应注意以对立统一的视角看待二者的关系 ,并在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上作相应的调整。     

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以检察环节为中心的分析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与地位决定了大多数刑事错案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检察机关的诉讼活动有关。因此,检察机关制定有效预防错案的对策有必要首先从检察环节寻找原因。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过程的检察环节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刑事诉讼机制、刑事司法机关工作机制和司法机关与外部关系方面导致刑事错案形成或继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认为这些深层次原因的共同作用削弱了刑事司法机关预防错案的功能。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刑事政策模式

坚持道德理性而否认规范理性,或者主张规范理性而排斥道德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规范目的与整体法秩序目的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目的,两者互补互济、相辅相成,能有效衡平社会伦理道德与刑法规范的关系,并使刑法适用保持活性与弹力,充分迎合司法实践需要。信守规范目的而忽视整体法秩序的刑事政策,有时不利于维护社会共同体利益。信奉整体法秩序目的而忽视规范的刑事政策,可能不利于保护共同体成员的个人权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传统刑事政策面临诸多困境,应贯彻刑事政策发展模式。刑事政策发展模式要求正当事由得到现实化延伸,合理调适定罪量刑标准,扩展刑法解释体系范畴。刑事政策发展模式下,需要严控适用范畴,合法约束模糊管理,有效限制道德理性和规制辩证逻辑。     

Moral Reasons for an Intercultural Criminal Law. A Philosophical Attemp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our societal relations has even had an impact on criminal law. While criminal law previously fell almost exclusively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individual states,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affected the practice of criminal law for a long time now. Neither terrorism nor gun-running nor drug trade nor child prostitution observe national borders. In such a new frame of cross-cultural legal problems, the paper shows that—insofar as criminal offences can be justified with universal and human rights arguments, as they usually can—moral reasons for an intercultural criminal law can be given.     

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我国刑事立法不断扩张处罚的范围,这种立法的积极姿态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积极刑法观的主张。积极刑法观的含义包括理念、立法、司法三个方面,其与预防刑法观、风险刑法观与功能主义刑法观都存在不同。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理层面而言,积极刑法观都存在许多疑问。在现实层面,我国现行刑法的结构并非是厉而不严,而是又严又厉。刑法的但书规定意味着立法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这与积极刑法观的立论或多或少存在冲突。我国司法机关一直采取扩张解释乃至于类推解释来适用刑法,因此指望通过司法实践来限缩处罚范围的观点并不现实。在法理层面,积极刑法观导致了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冲击了人的基本自由,因而抵触宪法;同时它也违反了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且作为其依据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在方法论上,必须重提"李斯特鸿沟"的重要法治意义。     

刑事诉讼法上的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刑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原则上禁止类推解释,尤其是相似条文之间的类推解释;只有在有利于被告的前提下,才允许事实比较意义上的类推解释。但在刑事诉讼法上,即使承认程序法定原则,也只是禁止扩张国家权力的类推解释,而不应禁止保障国民权利的类推解释。     

论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现状及其出路

当今世界被互联网分割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网络拉近人们彼此距离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之一——网络犯罪亦困扰着刑法适用。其中,虚拟财产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并没有合理的定位,涉及虚拟财产的犯罪也没有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存在同一性质的案件因适用不同的刑法规范而得出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形。鉴于此,明析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诸种困境的目的在于探求实现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的路径,即通过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抑或修订刑法等方式加以实现,旨在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进而实现法律正义与法律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