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德”可贵

所谓“怕德”,就是惧怕的道德。我这里讲的“怕德”并非是那种见歹徒行凶抢劫 而胆怯逃躲不敢过问、天灾人难急需救助因怕己失不敢上前。而是劝那种对国家三令 五申的禁令敢违、党纪国法明文禁止的敢犯、道德规范不容许的敢做的那种非正义“大 胆”,者,希望多点“怕德”。 “怕德”是自尊的表现。古人云“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 这正是对那种非正义“大胆”者的一句忠告。怕人知、怕抓住、怕报应,知怕就会在     

从“德不责众”说起

“德不责众”是我杜撰的一个新词儿。所谓“德不责众”显然从“法不责众”比附而来．是说这样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从个体角度说，明知一种行为背离道德标准、道德要求，却明知故犯、照样去做；从社会角度说．是因为大家都如此，所以不作道德谴责．对其听之任之、麻木不仁。个体的背德行为根源于从众心理和社会的“德不责众”的道德评判现象。     

论官德

为官之道,德在其首、“官德”不仅是检验领导干部素质高低的“试金石”,更是党风政风的“风向标”,是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导向仪”。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加强“官德”修养,时时刻刻以德修身、以德立信、以德立威、以德服众。     

鲍店煤矿以创新促道德升华

近日,兖矿集团鲍店煤矿被命名为山东省公民道德建设示范点,成为全省获此殊荣的两家煤炭企业之一。该矿从2001年开始就确立了“以德治矿”三年三步走的工作思路,把“以德修人、以德育岗、以德优风、以德和家、以德建区、以德创誉”作为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道德启动年、道德教育年和道德升华年有序展开,保证了道德建设健康发展。     

富贵未必人生幸福

“富”者,钱多也,物丰也;“贵”者,位高也,权重也,德厚也.人们通常关注了“贵”的“位高”与“权重”的因素,而忽略了“贵”中尚有必不可少的“德厚”的因素.“贵”所包含的“位”、“权”、“德”三要素,以“德”为最.“德”为“贵”之魂.位高德寡,难言“贵”.富裕显贵与否最终取决于“德”之高下.换言之,富裕显贵重心在“贵”而非“富”,厚德彰显出富裕显贵的价值,“厚德”的富有显贵成就人生的幸福快乐.     

浅谈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始终强调领导干部从政之德,在干部选拔任用标准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考核评价干部上,坚持“德、能、勤、绩、廉”,“德”字居首。正所谓“德正事业兴,德厚根基牢。”当前,党领导下的各项事业正处在蓬勃发展期,如何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实现以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事业顺利发展,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一、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恰逢其时。势在必行新形势下,党面临着各种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考验,精神懈怠、脱离群众等各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作风建设、联系群众人手,下大力气转变作风．改进党风。党风建设,道德是基石,从严治党就要从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抓起。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起源和形成

(一)西周时期“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商朝的暴虐,是殷商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西周统治者从殷商灭亡的教训和西周崛起的经验中意识到,殷商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无德”,没有得到民心;而西周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们“敬德”,得到了民心。因此,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这一思想突出地体现在周公旦的思想中。周公旦认为,“天”、“帝”是存在的,而且“天命靡常”,天命是以德为转移的,所以他指出,纣王“诞淫厥沃,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意思是说,纣王淫法失德,上帝不再保佑他,所以降下…     

政绩考评要辨证化

“绩”与“德”、“能”、“勤”等被考核的其它因素有内在的联系。“德”、“能”、“勤”等最终能落实到“绩”上，并通过“绩”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来。一般来说，政绩突出的，其“德”、“能”、“勤”等方面的表现也都比较好。有“德”有“能”，则容易作到“勤”，也容易出政绩；低“能”者，“勤”也可能不会有突出的政绩。这就是我们坚持综合考评突出政绩做法的原因。对公务员的“政绩”考评的本身，有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政绩考评。因其所负责的范围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或一个部门，而在地区、行业、…     

老子哲学研究新探

对老子哲学研究，要从整体上把握“道”的根本，进而研究“为学”的内容，明白“为道”之法，读出在“为道”生命中的信仰范导，以及“道”、“德”之关系。这样才能理解《道德经》。对“道”、“德”等问题的理解，只有在全文中才能充分。这是研究老子哲学的根本。     

关于"以德治国"的一点思考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争议很激烈 ,二者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中有不同的答案 ,而到了最后往往又涉及到了传统的“德”、“法”相争的历史老题。这种争论是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过于执拗 ,则容易造成一种学术上的虚无 ,必然会影响甚至破坏到“以德治国”的实际性层面的操作 ,换言之 ,可能会使得“德治”的理念在政策中无法得到合理的落实。“德”和“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规范制度 ,具有统一性。“德”具有“法”的某些特质 ,“法”也共享“德”的某些特点 ,这种彼此之间的贯通性是二者相互间合作的现实前提。我想 ,在这种新的…     

首都文明：迎国庆厉兵秣马——首都“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活动高潮迭起、异彩纷呈

首都“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启动以来，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结合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系列活动，掀起了深入开展“迎讲树”活动的高潮。一、“首都十大道德模范”评选引领社会文明风尚“首都十大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从3月11日正式启动以来，在全市引起了强烈反响，33个区县和系统共向“首都十大道德模范”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报送了189名人选。经过评审，推选出30名“首都十大道德模范”入围人选，并于4月20日在《北京日报》、首都之窗、首都文明热线、千龙网向社会公示，同时开展了网络实名有奖投票活动。     

得与德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为什么有的人死了还活着呢?因为他有德但可能无得;为什么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呢?因 为他无德但可能有得。　　得,即索取,个人向社会取得的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德,即奉献,个人对 社会做出的贡献。人不能不“得”,也不能无“德”,“德”是首位和基础,“得”是条件 和保证。　　贡献和索取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个人为社会做出贡献,就为个人索取打下了基础 。所以,贡献应该居于首位,人不能无“德”。　　人要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必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个人从社…     

创新干部考核的内涵

创新“德”的内涵。干部的“德”,主要包括政治品质、道德品质、工作态度和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三个代表”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就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当前最大的“德”。可以说,当前最     

以德化人

德,是立身处世的宝中宝。德,是世间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何为德?古代先贤有许多关于德的论述。《礼记》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意思是说道德、品德是一个人立身于世的根本,而财富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不仅作为身外之物的财富不能与“德”相比,而且,在精神世界中的其他方面也不能与“德”相比,古人认为:“才而无德谓之奸,勇而无德谓之暴,辩而无德谓之怠,智而无德谓之谲。”吕尚在《文韬》中说:“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在今天,一心为人民服务,诚心解他人之难,即为大德也。…     

养生先养德

如今国家实施“以德治国”,社会崇尚“以德为首”,个人健康也当行“以德养生”。倡导“德养”,道理有五:     

"德"在儒家学说史上的演变及真实内涵

在儒家学说史上,“德”的内涵经历了从天地品格到政治范畴,再到一般社会伦理范畴的演变过程。考察这一过程,对于准确把握“德”所蕴含的时自然、社会和人性的整体感悟,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 ,“封建礼治”是中国“德主刑辅”的历史根源 ;“法主德辅”是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 ,“民主意识”是西方“法主德辅”的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的历史差异在于法律的来源不同、法的约束力不同、权力的制衡不同、奉行的宗旨不同 ;中西方传统“道德”的历史差异在于道德的权属不同、道德的观念不同、主体的个性不同、道德的存量不同。     

民奖新风的“德清现象”

为『民奖新风』叫好在德清,我们看到了“民奖新风”的现象,更看到了“民奖新风”所蕴示的道德标量。我们不禁为“民奖新风”的“德清现象”叫好。“民奖新风”, 好就好在体现一个“新”宇。新风范。过去,农民的形象往往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小农意识”成了农民的代名词,而今德清农民树立当代新农民的形象, 他们以纯朴之思想,善良之品性,启时代之觉悟,尽社会之责任,从自己     

崇尚与实践“四德”

经济全球化把大学生基本道德素质教育扩展到国际范围。大学生参与国际竞争必备的基本道德素质主要是: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为人之德”,以“责任心”为核心的“为事之德”;以“爱国”为核心的“为民之德”;以“热爱生命,追求平等”为核心的“立身之德”。本文对“四德”实践的主要途径考评也作了论证。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崛起的雅典城邦和守成的斯巴达城邦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战争而提出的,一度被奉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和中国实现的和平发展中可以对比得出,大国崛起之路并非只有一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及以德治国方略使得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具有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背景下的崛起国和守成国,可以通过不干涉他国内政、深化经济合作、加深文化交流、塑造国际治理新秩序、做好风险应对等方式,来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