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证明本体结构研究

诉讼证明活动中的首要的是解决有关证明责任问题,它是对诉讼证明本体结构进行分析的突破口.不同的责任就意味活动主体的不同角色,参与诉讼证明活动的主体可分为两类:主动主体和被动主体,实际上这依然是责任问题的延展;任何参与到诉讼证明活动中来的主体都是在围绕“事实主张”进行活动,这就更加突出主动主体在诉讼证明活动中的“主动”地位...     

对民事诉讼中证明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中,证明贯穿于诉讼的每一个阶段,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因而,正确把握证明的实质,了解证明规则,弄清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证据理论的一项基础性研究,而且也是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公平、民主的诉讼制度的重要前提。     

刑事证明主体浅析

证明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主体问题是刑事诉讼证明的首要环节,因此刑事证明主体问题的明晰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刑事证明主体理论由于一直受到片面认识论的指导,使得证明问题与查明问题互相混淆,进而导致刑事证明主体的认定范围也过于宽泛,文章从证明责任和证明对象角度对刑事证明主体的范围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最终确认我国刑事证明主体的实际外延。     

我国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证据制度完善

在现代刑事司法中,定罪公正和量刑公正一起,构成了司法公正的丰富内涵.而目前,我国量刑不公的问题却日益凸显,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学界与实务界也开始关注和研究量刑问题.但人们往往是从实体法的角度研究量刑,其实,量刑公正不仅是实体问题,更是一个程序问题.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化是实现量刑公正的程序路径,但量刑程序的科学设置不...     

诉讼证明的概念辨析

诉讼离不开证明,但我国的诉讼证明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界定,以致于基于诉讼证明概念基础之上的各种诉讼证明制度也大受影响。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诉讼证明中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证明———职权性证明与权益性证明。将诉讼中并存的这两类证明加以严格的区分,有利于完善证明主体、证明责任等证明制度,有利于学术交流的顺利进行。     

刑事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理论与实践审视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因其立法理想化而受到诸多批判。为强化其实践指引功能,学界及司法实务部门对证明标准进行了外在化、具体化的客观化探索。证明标准客观化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和正当性价值,但也存在使诉讼证明走向形式化的法治风险。对此,未来刑事证据立法应当明晰证明标准客观化的合理界限,转变从立法上追求证明标准明确化的思路,激活法官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功能。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深度运用,实践中亦当理性对待证明标准数据化问题。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一个人有罪由公诉机关和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原则性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证明责任的倒置和证明责任的转移问题,同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试论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证明责任具有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证明责任分配。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形式标准,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取实质标准来分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借鉴两大法系的优势,制定出适用我国的三项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基本规则、特殊证明责任分配和衡平原则。     

“非法言词证据”证明问题探究

非法证据的证明对象是＂证据合法性＂。对非法言词证据采取严格证明的方式基本上是妥当的。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提出言词证据系非法取得的一方,负有主观证明责任,即提供初步证据的责任和说服法官对言词证据合法性怀疑的责任。当法官对言词证据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时,公诉人对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性＂负有提出证据义务和说服的义务。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被害人书面陈述,举证方对其＂合法性＂具有提出证据证明和说服的责任。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程序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提起程序、审查程序、举证、质证、庭外调查程序以及裁判、救济程序。     

论刑事证明中的责任结构

刑事证明应由一定要件构成,因而形成证明结构。在诉讼中证明的责任一般是有所划分的,这也就提出了证明责任结构问题。我国证明责任结构存在一定问题,必须创建科学的结构模式。     

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基于证明责任的基本理论和证明责任的分担原理,被告人应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证明责任,但是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只能是主观证明责任。在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之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需要各个方面的保障。     

浅评《证据规定》之当事人举证

证明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判方式改革的指导下,当事人对诉讼活动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当事人应在证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于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亦对此当事人举证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和民事诉讼为基点的分析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有必要重新考虑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分为起诉证明标准和判决证明标准.起诉标准为"有合理根据",判决证明标准分为"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和"占优势的盖然性"两个层次.     

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

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由控方还是被告方承担,可以从刑事推定的适用、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的差异以及价值权衡等诸多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得出我国刑事抗辩事由的客观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的结论。     

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认识

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都是关于刑事诉讼证明的具有价值的理论,目前两种理论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当以客观真实论作为刑事诉讼证明要求的理论依据,以法律真实论作为构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表述和操作上设定为“确定无疑”符合我国的司法文化与司法实践。     

论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其强调证据的体系性、关联性、同一性。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符合事物存在和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对刑事诉讼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项基本价值的追求,是经验理性的选择。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的成因主要包括非直接言词的审理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设置和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刑事印证证明模式有利有弊,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重点在于如何对该种证明模式加以改革和完善。     

医疗损害案件因果关系证明问题探析

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是医疗损害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医疗损害案件的实际情况,合理确立和适用案件诉讼证明规则,对于平衡医患双方利益具有积极意义.在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规则,以减轻防御性医疗和医疗诉讼泛滥的风险的同时,应采取“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缓解医疗案件中因果关系不确定的影响,并通过表见证明、专家鉴定和证明妨碍等制度缓和患者的举证负担.     

再论我国客观证明责任:制度回归与适用考察

作为客观证明责任的逻辑前提,真伪不明在事实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皆真实存在,其真正涵义是指法官的心证程度在证明标准附近上下波动,而不能用优势盖然性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之间的固定区域来表示。客观证明责任是抽象而模糊的证明标准,无法帮助法官形成主观化心证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能将真伪不明的独立心证状态归为未达到证明标准范畴。英美法系看似采用二分心证结构,但从陪审团制度、说服责任概念以及优势证明标准来看,实际上也存在解决真伪不明情形的制度设计。我国关于客观证明责任的立法仍然存在不明确、有漏洞的问题,尤其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第2款,容易导致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的混淆,有必要在法律规定和司法适用上纠正这种错误倾向。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问题,究其本源,即在于证明问题没有厘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既包括基础的犯罪事实、违法所得及其与犯罪事实之间有实质联系,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证明责任的分配,不仅要考量法理层面的应然因素,还应蕴藉着对实践操作层面的实然因素的关注,具体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明确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的同时亦应确立利害关系人的证明责任;若笼统地看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盲目地讨论该程序的证明标准,就会陷入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使其成为一个终极无解的"悖论",应结合不同证明对象、区分两类证明责任,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