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弹性理论为视角探析绑架罪死刑的存废

刑罚轻缓化现已成为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限制死刑甚至废除死刑也成为了普遍的共识。许多国家都已废除死刑这一残酷、不人道的刑罚,我国也通过两次刑法修正案不断限制死刑的适用。但是根据犯罪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现阶段在我国若贸然废除死刑会使得死刑至无期徒刑的区段内缺乏弹性,从而产生不良后果。只有通过在实践中严格限制绑架罪死刑的适用,以及设立终身监禁和严格限制减刑的适用等措施改善刑罚结构,才能够增大弹性,为未来废除死刑提供可能。针对绑架罪探索未来废除死刑的可能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下铺垫:在实践中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对绑架罪设立终身监禁;贯彻落实新出台的减刑制度并加强监督。     

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标准实证研究——以百例死刑案件为视角

文章从实证角度出发,将百例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中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文章认为可以针对死刑案件,将量刑情节分为三个层次．规范死刑案件的使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死刑存废、公众舆论与公众参与——以日本的裁判员制度为视点

国外的实践表明,限制、废除死刑是国家的宏观政治决策,所以公众舆论成为左右死刑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国决策机构在限制、废除死刑问题上踌躇不前,主要原因也是社会公众对死刑及其适用的强烈支持。从死刑司法与公众舆论之间的互动与交替关系出发,我们应该积极利用公众舆论与死刑司法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形成支持废除死刑的公众舆论,为今后的死刑改革奠定有利的公众舆论基础。从日本裁判员制度实施4年以来的死刑适用现状与舆论调查结果来看,通过扩大死刑司法的公众参与,让社会成员切身感受给出死刑判决所经受的压力,是改变死刑公众舆论的有效途径,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死刑信息公开制度、规范死刑案件公众参与同样是引导公众舆论的有效途径。     

防卫过当情节适用问题研究——以故意杀人罪为视角

防卫过当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的定罪和量刑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影响。认定构成防卫过当,不仅可以作为确定其属于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定罪情节,同时也必须在量刑层面再次适用防卫过当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条款。防卫过当是法律给予正当防卫人的额外奖励,将其作为客观评价罪行轻重的定罪因素后,在量刑层面同时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不违反重复评价原则。     

犯罪经济学视角下拐卖儿童犯罪问题研究

拐卖儿童犯罪摧残儿童及其家庭,与新时代平安法治中国建设相悖,如何遏制问题再发生意义重大。我国的"反拐"工作在持续紧抓,但发案仍有增量,源在存有拐卖儿童的犯罪市场,且该犯罪市场"供需+利益"链条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实施拐卖儿童犯罪成本与收益悬殊。为根除该问题,应从近年所发生的拐卖儿童事件切入,以犯罪经济学为剖析视角,构建成本—收益模型,深挖问题行为背后的经济动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治该犯罪问题的有效对策。     

保健品诈骗犯罪问题的治理——以经济学理论分析为视角

当前,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犯罪分子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利用保健品诈骗获利的现象逐渐增多,并且呈信息化,隐蔽化,恶性化和跨区域化发展的特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存在有理性犯罪人获利的冲动和刺激,有对保健品诈骗受害的的主动供给性,也有保健品犯罪收益与预期刑罚成本的两者差异。治理保健品诈骗的犯罪能不仅仅靠公安机关的严打政策,防控模式要具有社会化且全面性,应从保健品市场产、销、供的严格监管,执法部门的精准打击,提高全民尤其是老年人的防骗意识等方面着手,使多重对策一同发挥作用进行综合治理。     

死刑复核程序：一个仍未终结的问题——以死刑审判权与核准权的分设为视角

死刑核准权归位于最高人民法院,这个本不应当出现的问题被解决后,死刑复核程序对拥有死刑复核权法院所裁判的死刑案件应否进行复核以及如何复核仍是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审判权”与“核准权”分设的特别程序始终未放逐这一立法信念,并以此为进路来设计死刑复核程序,以免死刑核准权被“审判权”架空影响死刑案件的质量。     

运输毒品罪死刑存废问题的理论分歧、应然方案和实然出路

我国《刑法》将运输毒品罪和制造、贩卖、走私毒品罪置于同一条文中,并规定其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运输毒品罪并不是最为严重的罪行,倚重死刑也不是遏制毒品犯罪的最优手段。在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罪死刑裁量标准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使得运输毒品罪死刑适用的正当性和人道性饱受诟病。关于运输毒品罪的死刑存废问题,学界存在司法限制论(保留论)、司法废止论、立法废止论和综合废止论的理论分歧。随着民众对毒品犯罪问题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废止运输毒品罪的死刑已具有较强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因此,应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合理借鉴域外经验,以综合废止论为基石,汲取司法限制论、司法废止论和立法废止论的有利因素,以修正的综合废止论作为运输毒品罪死刑废止的应然方案。此外,在废止运输毒品罪的死刑后,应当增补终身监禁刑的适用,从而在刑罚目的和刑罚功能上实现量刑相当的功能。     

金融犯罪死刑之废除--以案例为视角的分析

通过与国外立法的比较以及对国内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析表明,我国刑法对金融犯罪规定死刑具有不合理性。在人权观念日益进步、法治文明逐渐彰显、刑法观念日益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有重新审视这一立法的必要。从理论上而言,中国就金融犯罪废除死刑有其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上,可以通过适当的路径选择以达到在中国逐步废除金融犯罪死刑的目标。     

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问题的探讨——以犯罪经济学为视角

当前,我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高发,是最使农民工头痛,也是严重危及治安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如何妥善处置成为当务之急。为遏制该类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将其犯罪化,但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犯罪背后,隐藏着犯罪分子成本——收益的理性考量,同时也是与追诉机关的博弈。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模型对此问题探讨,进而在犯罪经济学视野下提出防控对策,以期对遏制该罪有所启示。     

论我国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以中美死刑比较为视角

美国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诸多成功实践可资借鉴。在我国,刑事和解可以成为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以利于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我国经济犯罪死刑浅析--以适用死刑的目的为视角

死刑的目的是整个死刑制度确定和存在的基石.它包括统一的三个层面报应、预防和维护社会公正.然而在经济犯罪领域设置死刑不符合前述三个层面的目的,因此可考虑废止我国经济犯罪中的死刑.我们可从转变观念、强化管理、健全制度等方面努力以达到这一目标.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问题——以渐进式废除死刑为视角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是一味宽缓、从轻的刑事政策,重罪抑或重刑中的宽严相济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问题正是该类问题的典型代表。因此,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渐进废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标准之异化——以培育法律公信力为视角

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设置,以及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惩处,都是为了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并以此昭示法律的正义,培育法律的公信力。但在上述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由于立法、司法、媒体传播等原因,使死刑标准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异化,这种异化的表层后果是死刑适用的不均衡,其深层后果是降低司法权威、动摇法律公信力,应当予以矫正。     

死刑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复核权之回归为视角

对死刑进行司法上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实体上的司法控制,二是程序上的司法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对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更为重要的实际作用。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进行有效的程序性控制,应当强化犯罪人诉讼权利的有效行使,采用公开审理的方式,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置专门负责死刑案件复核工作的刑事专业委员会,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期限。     

论刑法中的“着手”——以抢劫罪为视角

“着手”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本身不仅是实行行为的起点,而且还是区分犯罪预备与未遂的重要标志。对行为是否为“着手”的判断,不应仅从构成要件的形式角度,还应从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实质角度来理解。     

死刑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复核权之回归为视角

对死刑进行司法上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实体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对犯罪人严格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有关死刑的规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二是程序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严格执行刑事程序法有关死刑案件的程序性规定,在客观上达到进一步减少死刑适用的实际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对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章以死刑复核权的回归为视角,探寻对死刑进行有效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     

对嫖宿幼女罪存废的法理思考——以维护幼女合法权益为视角

随着习水8·15案件的发生。对“嫖宿幼女罪”罪名存废的争议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从维护幼女合法权益的视角．应将保护幼女身心健康作为选择嫖宿幼女罪存废的最高价值目标，并基于此价值导向废止嫖宿幼女罪的罪名，而统一归入《刑法》第236条所规定的强奸罪。     

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之罪名调整——以毒品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为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而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高居不下，这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相抵牾。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迥异，因此，应对刑法典第347条规定的罪名进行分解，实行条文单一、罪名单一化立法，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并不能对制造毒品罪配置死刑。同时，从运输毒品的性质来看，其不应当作为独立的罪名，而应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从而，毒品犯罪的死刑在立法上得以严格而合理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