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精神病人及其认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18条规定了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但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关于刑法中精神病的含义、刑法单独规定问歇性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必要性．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认定。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做法。这种现状无疑直接影响了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正确认定和处理．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     

合同诈骗罪应当改设为商事诈骗罪

修订后的《刑法》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由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存在缺陷，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疑问。越来越不能适应司法实践工作的需要。笔者认为应当修改合同诈骗罪，将其规定为商事诈骗罪。具体是将《刑法》第224条修改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商事活动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律师代表委员关注“未成年人乞讨”建言修改刑法严惩拐卖行为

今年全国“两会”上，街头未成年人乞讨问题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3位来自律师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通过修改刑法加大对拐卖儿童行为的处罚力度等建议，保护未成年人。     

如何认定索债型的绑架行为

一、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区分 《刑法》第238条第3款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的规定处罚。如何区分绑架行为与非法拘禁行为．一直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女孩摔婴引发修法热议——遏制低龄恶性行为不唯降低刑责年龄

近日,重庆一名10岁的女孩,被小区电梯监控拍到在电梯内摔打年仅一岁半的男童,并抱回家在家里沙发和阳台上,将婴儿当做玩具般逗弄和踢打．最后将其推下25楼,男童被找到时生命垂危。然而我国《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最低为14岁．低于14岁绝对不承担任何刑责和刑罚,此女孩如此恶行却没事,进一步引发大众对低龄暴力行为的忧虑。     

对持械聚众斗殴的理解

持械聚众斗殴是聚众斗殴犯罪的加重情节，依据《刑法》第292条的规定，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持械”，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轻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刑事司法指南》第24集刊载的刘晓松撰写的《聚众斗殴罪若干事务问题研究》一文中谈到了对持械聚众斗殴的理解（详见该文p36-37），在此笔者结合司法实践也谈一谈对此问题的理解。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立法之缺陷

第一，该法条规定的“罪”是指罪名还是犯罪行为不明确。就该法条本身的规定而言，罪字看似是指罪名，因为对于犯罪行为的表述，尚未有在行为后加罪字的表述习惯。但是，由于《刑法》第234条只规定了故意伤害罪，所以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又明显属于犯罪行为而不是罪名，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理解和操作的困难。     

从《修正案(八)》看我国刑法罪名确认存在的问题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其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影响远超历次修正案,它使刑法的社会调控功能进一步发挥了其重要作用。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犯罪形式不断变化,涌现出一些新型的危害社会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在酝酿已久并结合实际的基础上适时出台。这是一次对刑法的大幅度调整,不仅对犯罪、刑罚等总则部分内容进行了变动,而且根据司法实践,修改并增设了分则的部分罪名。本文拟通过《修正案(八)》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结合我国刑法罪名的确认过程,对我国刑法在罪名认定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有关建言。     

我国现行《刑法》绑架罪法定刑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刑法》有关绑架罪法定刑的设置不合理：最高刑为死刑，是整个刑法典中唯一一个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缺乏弹性．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没有考虑到绑架罪中也可能会出现较为轻微的情形。立法上的不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判决畸轻畸重，有些法院为了避免出现类似情形，呆取各种方法以规避绑架罪法定刊的适用：笔者通过对适用该罪法定刑引发的问题进行阐述，以及对司法实践中相应的解决出路进行一定的分析，认为我国有关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有必要予以适当的修改，使绑架罪的刑罚适用真正做到罪刑相适应．     

浅谈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

开设赌场罪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六）》新设立的罪名,《刑法修正案（六）》颁布之前,我国《刑法》第303条只规定了赌博罪,该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由于开设赌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一般的聚众赌博更大,因此,《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从原来的赌博犯罪行为中分立出来,作为一种特别的犯罪行为规定,并将刑罚从原来的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     

浅析《刑法》第399条第3款在司法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由于《刑法》第399条第3款关于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执行判决裁定玩忽职守罪的规定在客观方面、犯罪对象上界定过于狭窄,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充分体现审判、执行领域出现的渎职犯罪特点,因此应完善相关立案标准,以根本解决上述问题。     

对团队计酬型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

《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作了专门规定,并将其增补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由于立法已经将＂组织、领导传销＂的行为从＂非法经营＂中剥离出来,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传销型的非法经营罪＂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后是否还继续存在,争议很大。由于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定,本文将从一个案例入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行为的理解与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19条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客观行为表现为: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如何理解上述规定的含义,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适用,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未能解决的难题。本文拟就该罪客观行为中有争议的问题略抒管见…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探析

《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还是指具体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不教而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反思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逆势下调,虽然迎合了极端个案所引发的舆论压力,但既未经过严谨论证也缺乏正当性根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否下调,需要厘清的是其背后所涉及的童年观、罪错观、保护观的争议与分歧,由此才可做出理性评判。若要对刑事未成年人进行刑法上的例外非难与谴责,学理根据上多采折中说,但亦须在立法与司法中予以严格限制;而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须以优先启动少年司法后例外剥夺“未成年人”身份为前提。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反思,不应止步于司法限缩,其检讨意义在于警示我国应高度重视少年司法改革,尽快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二元结构体系。     

关于打击处理村霸的法理思考

村霸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习惯用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刑法也没有这一罪名。如何打击处理村霸，全国各地公安司法机关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积极探索。     

寻衅滋事中“随意殴打他人”如何认定

《刑法》第344条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刑法》所称“珍贵树木”,有观点认为,必须是野生(自然生长)的,种植的珍贵树木不是刑法所称“珍贵树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其主要理由是:l.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珍贵树木,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对此,应理解为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人罪范围的调整

《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款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入罪范围做出了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与适用,却存在较大的分歧,出现了“犯罪罪名说”与“犯罪行为说”之争。笔者认为,立法不足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绝不能通过简单的指明是犯罪行为还是具体罪名得到解决,而应该在遵循刑法基本原则和刑事司法政策的前提下,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入罪范围进行适当的调整,使之既能应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率高发的形势,又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从而为司法实践扫清障碍。     

试论“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

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外延界定不明确,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分歧意见较多,不利于正确执行法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应包括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