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活使用暴力与暴力对生活的毁灭——暴力性私力救济发生的结构性原因之法律社会学考察

当人们被迫使用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同时,暴力也毁灭了生活。文章从结构的角度对暴力性私力救济进行法律社会学考察,发现政府保护性职能的缺失、司法腐败、不同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合作缺失严重制约了人们获得有效的公力救济,是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的结构性原因。通过对公力救济系统的完善和改造,可以有效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如何为：由“法律远，拳头近”的现象谈起

有社会必有纠纷,有纠纷就会有人想采用私力救济,私力救济与人类相伴而在。当事人之所以选择私力救济,在于其主观意识中形成了“法律远,拳头近”的判断,但是,这并非选择私力救济的充分条件。私力救济必须考虑合法性,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利益衡量。私力救济要求当事人具备自治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私力救济效能之发挥,仅靠立法和执法提供的支持是不够的,需要当事人适当作为,也需要律师深度介入。从法律运行的全链条着手,才能更好地解决“法律远,拳头近”的问题,为私力救济确定适当的法律空间。     

略论私力救济

现代私力救济作为公力救济之补充,有请求、自卫、自助行为三种法定形态,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优胜劣汰的产物。在公力救济已历史地取得社会救济的优势地位的情形下,私力救济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社会公平、秩序、效益有重要价值。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由于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私力救济存在许多失范现象,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规范。     

21世纪理念下的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

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已经不是学界争议的问题,在法治的社会里我们更倾向于公力救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私力救济。但是当公力救济不及时,人类不可避免地会选择私力救济,尤其是公力救济不能时,让人类想到的首先是私力救济。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国家法制的不健全,公民法制意识的淡薄,国家机关行为的滞后性等等都会导致受害人拿起“武器”进行私力救济。本文试图在人类理性的指导下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     

对城市农民工"讨薪"犯罪现象的透视与反思——从"讨薪死囚"王斌余案谈起

农民工“讨薪”犯罪作为攻击型私力救济,其现象背后有着诸多社会因素,如社会严重不公,公力救济途径的不完善,对农民工正当权益保护乏力等。建立良好的社会政策来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生存状况,完善权利表达机制,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农民工“讨薪”犯罪。     

市场经济下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

一、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的起源与发展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及其当事人主义诉讼法学理论 ,是人类社会自法律产生以来诉讼法律文化进步的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早期的部落或民族中的个体 ,其利益在受到侵害时 ,只能凭借部落或个体的力量进行私力救济 ,其表现形式是“以牙还牙”、“同态复仇”等。这种方式并不具有后来法律运用方式的要素 ,它是自然界中生存竞争在人类社会中的类似物。随着社会的日益分工和生产力的逐渐发展 ,社会中出现了阶级 ,随之便产生了国家和法律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救济方式 ,即以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权力进行干预的公…     

私力救济的“合法性”探析——兼谈农村法治建设路径

私力救济对纠纷解决的作用不可忽视。尽管法治发展史上公力救济以克服私力救济的不足为发展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私力救济的消亡,相反私立救济在农村被广泛运用。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明确的合法性。表现为程序上的正当性,形式上的合法性,道德上的可接受性。我们要正视它,发觉"合法性"背后蕴含着的民间法,吸收、引导并将其规范化,改变对农村法治的传统看法及建设路径。     

试析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复仇

摘要：复仇是人们基于天性和自然防卫的本能，为受到外来伤害的本人或亲属、同一氏族等进行的私力救济，寻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始正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年代，复仇的行为需要符合儒家“孝”“道”的要求。尽管古代刑法对复仇是由允许到限制直至禁止，但是血债血偿的思维方式却一直残留在人们的脑海里无以根除。探讨复仇在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存在及其作用，对于深入研究复仇和刑法的关系、厘清刑法的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     

私力救济的正当性及其规制

本文以私力救济为题,将全文设置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私力救济的基础理论出发,思考私利救济存在的合理性;第二部分运用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的互动来分析用法律对私力救济进行规制的可能性;最后,也是文章的重心所在,旨在根据私力救济的局限性,从保护弱者、实现公平正义的立场出发,提出对如何运用法律对其进行规制的一点见解,最终希望对＂探寻私力救济的法律规范＂这一命题形成合理化和有益的探讨。     

对私人调查业的价值评断

私人调查业是近年我国出现的新兴行业,它既有众多正面价值,亦存在不少负面价值.前者包括迎合现实社会需求、有助于私力救济实现和推动我国服务业进一步升级三方面,后者包括可能损害公民基本人权和阻碍国家侦查权运作两部分,可谓利弊共存.只有在充分发挥私人调查业正面价值基础上,消除负面效应,才能真正实现对其有效治理.     

中国古代游侠的法律分析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法史学的视角观之，游侠缘起于社会变动和复仇之风，且随着国家权力集中化逐渐发生了变迁，因其自身的弱点及国家的严密控制致使产生异化并直至消亡。游侠在法律上可以界定为一种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扩张在现代社会仍有必要。从法社会学和法律文化的视角观之，游侠与社会法制状况密切相关，游侠之出现是对于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侠文化可以透视出民间百姓大众的法观念，侠义精神是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基于此，对游侠的研究对于考察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意义。     

历史上的民间组织与中国“社会“分析

本文考察了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历史,指出中国民间结社的互助互利性、非权利性、救济性慈善等特征。文章进而追溯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发生和观念形成,分析伦理秩序格局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本文指出,这一特征的核心意义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私”、“公”之对立、取舍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官”、“民”之上下、包纳关系。这两种关系通过“公”与“官”的等价模糊了社会的群体空间。     

论我国民事自助行为制度的建构——兼评我国各民法典草案中自助行为的规定

自助行为是相对于公力救济而言的一种私力救济行为。自助行为制度的确立,有利于我国民事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我国目前的民法通则和物权法对自助行为没有设明文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应借鉴国外有关自助行为的立法和我国目前各民法典草案中有关自助行为的规定。至于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当在总则中设立“权利保护”一章规制自助行为,以建构体现现代民法精神的自助行为制度。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青年农民的主观体验

对贵州省684名农民的实证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在对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上呈现出对制度认知的匮乏性、权利意识的淡薄性、冲突应对方式的趋消极性和暴力性、功能意识的工具性、社会参与意识的缺失性、社会公平感的低落性等特征。在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有必要使青年农民对这一制度的主观体验朝着更为积极、理性、正向的方向发展。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青年农民的主观体验

对贵州省684名农民的实证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在对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上呈现出对制度认知的匮乏性、权利意识的淡薄性、冲突应对方式的趋消枷l生和暴力性、功能意识的工具性、社会参与意识的缺失性、社会公平感的低落性等特征。在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有必要使青年农民对这一制度的主观体验朝着更为积极、理性、正向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民事裁判的既判效力与再审制度的协调与平衡

基于人们对实体公正的需求和司法本质的认识,再审程序一直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它有着纠错、救济、监督和保障等多项功能,但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诉讼规律认识的加深,程序公正的作用日益凸现,其中既判力理论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既判力理论对判决的稳定性、司法的权威性及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效应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两者所促进的具体价值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冲突,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准确划定两者起作用的范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走进制度的天地——第三只眼睛看“于欢案”

民众对"于欢案"的关注,是对司法的关注,对公平正义的关注,也是对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的关注。小微企业困局、高利贷乱象、私力救济的失范等多种原因导致此案的发生。司法机关处理于欢案件应该回归事实和法律本身,通过理性司法引领民意,不能简单地迎合或屈从民意。     

渎职犯罪案件中追诉时效的适用

渎职犯罪法律后果消灭的法定原因之一就是超过追诉时效。我国追诉时效制度规定较为简单,渎职犯罪如何准确计算追诉期限在实践中分歧较大,如私力救济下追诉时效问题在跨法境下认识不一致,监察立案是否能够适用追诉时效,司法解释在跨法境适用追诉时效制度时存在不同理解。这些问题亟需通过厘定渎职犯罪追诉时效的犯罪之日、结果发生之日等核心概念,并借助渎职犯罪不同犯罪样态追诉时效差异化分析,解决追诉时效制度在渎职犯罪案件中的准确适用问题。     

帮会文化性质分析

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密切相关。帮会文化在形式上具有虚伪性，“侠义”的本质是私义而不是公义，在法治社会只能起负面作用；在价值理念上具有逐利性，“义气”的伪装不能掩饰其职业犯罪的根本性质；在思想根源上具有传统性，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家族主义理念。因此，必须维护经济竞争机制的平等有序，对传统文化去芜存菁，揭露“义气”“侠义”的真相，切断黑恶势力坐大成势的文化营养，就是削弱有组织犯罪的社会资源。     

探析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刑事和解——趋向现代化抑或体现后现代

在目前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中,刑事和解只能作为传统刑事纠纷原有处理模式的有益且有限之补充,而不能成为主要方式.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多元化视角虽然有其积极的价值,但如果以后现代视角解读我国的刑事和解,会超越我国刑事诉讼尚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历史阶段,违背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现阶段应当以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刑事诉讼理念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亦不例外.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解程序不应挑战传统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它应当是一种司法程序,而非私力救济,需要避免非程序化运作.刑事和解应坚持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刑事和解原则,应当是与现代刑事诉讼保障权利理念相一致的原则,而不能是一个体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原则.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公理性原则,应当贯穿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