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不可没——日本学者高度评价张闻天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是日本西安事变史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日本学者曾查考大量中外资料加以研究,希图寻求到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的真蒂,然而,收效甚微,以致使这个问题成了日本西安事变史研究中的“岩礁”。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关西安事变的档案史料也不断公布,这就为日本学者研究这个问     

西安事变研究新观点

近年来 ,广大学者针对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问题 ,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 ,研究人员更加强调应以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作了侧重点 ,注重求真务实 ,反对空泛议论。尤其要开展对历史资料 ,特别是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整理和运用 ;从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高度 ,倡导对西安事变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西安事变史料丛编》 (第一辑 )、《西安兵变与前共产党人》、《张学良的后半生》、《追逐红星的人们》等专著的出版 ,以及 2 0 0 0年 8月在西安召开的“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     

当前史学界研究“西安事变”情况综述

西安事变是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西安事变的专著和文章逐渐增多。随着西安事变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因而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救国会与西安事变

历史上,救国会曾对中国的革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其中,对西安事变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救国会对西安事变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转变及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救国会通过杜重远这个桥梁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七君子"事件是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诱因之一;救国会是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支重要力量.     

张学良释蒋疑云新探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一直是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但是,由于各方资料披露的程度不一、内容各异等等,研究中存在许多谜团和差误,如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申报》视角下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探析

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20世纪30年代革命时局乃至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事变发生后各方民众由于所处立场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反映.西北区普遍支持事变的发生,而国统区民众则普遍对事变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事变如何解决,则呈现出全国民众共同要求和解的局面.《申报》是国统区极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透过它对西安事变发生时国统区各方民众反映的报道,可以考察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分析其所持态度的原因.     

试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中的实践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实行联合抗日政策,奠定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基础,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使中共在沉寂多年后重新登上苏区以外的政治舞台.本文以西安事变的发生到“保蒋安全”阶段为节点,对多个主体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反应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斡旋调停作一梳理,并分析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风暴中心的实践特点.     

西安事变前后的彭德怀和任弼时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方面,而对其军事方面的活动及其作用论及不多。本文拟对彭德怀和任弼时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主要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以求探讨中共在军事方面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起的重要作用。一 1936年11月2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彭德怀、任弼时分别为中国工农红军     

叶剑英在西安事变后到达西安的时间考析

西安事变后,关于叶剑英何时到达西安的时间史学界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12月24日到达说是准确的.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评价叶剑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重要的意叉.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原委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毅然联合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力促事变和平解决。22日,宋子文、宋美龄也从南京到达西安。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六项协议。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和"一定要抗日"后,西安各方同意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抗日救国,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单靠张、杨本身的力量,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很困难的.在这一关系到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关键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起了重大作用.     

对西安事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是谁的问题在研究西安事变的论著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没有主见,束手无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得益于中共.另一种观点认为,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不是中共中央,而是张学良.还有人认为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既不是中共中央,也不是张学良,而是冯玉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到底是谁呢?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参与决定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而且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等现场作出重大决策.在此过程中,张闻天恪尽职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抗战的推动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均有不同的反响，中国海军的态度如何？西安事变解决后，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的抗战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过去在研究西安事变时涉及不多。本文拟对西安事变时期中国海军的动向，以及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抗战的推动作一些探讨，从一个侧面透视西安事变的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海军一直充当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西安事变前，日本将其海军第三舰队的主要力量配备…     

谁最早将西安事变电告保安中共中央？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份电报是通知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的，但这份电报究竟是谁发的却是个谜。多年来，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都把张学良或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所发的电报作为保安得知西安事变的开始。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的四大焦点

近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出现了众多成果,在史实分析和方法运用上都有重大突破。因为史料的掌握、历史观的立场等原因,在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的研究中形成了不少热点和难点问题。梳理起来,主要为4个方面: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共事先是否知晓;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谈判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蒋会面谈判有几次;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恩来是否知晓并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去南京。     

中国共产党处理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的比较研究

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都是国民党爱国将领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而发动的事变.两者结局的不同,除了自身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对策的变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能否正确处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把握时代特征,并据此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能否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阶段实行相应的政策.     

中共应对西安事变决策变化始末

陈公博在《苦笑录》曾提到:"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谜题,一个是究竟起因为何的中山舰事件,一个是如何结束的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一场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却在其中实际取得领导地位,并由此推动整个局势的转变。中共的决策,如何影响了西安事变,并如何引导西安事变由审蒋     

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联系

从西安事变爆发至今,已经过去整整80周年。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人们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是,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做法,直到现在都未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史学界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有褒有贬。本文希望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梳理分析,浅谈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行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抗战全局的重要影响。     

叶剑英情系西路军

1936年12月,就在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组成代表团,赶赴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以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叶剑英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重要贡献。事变之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