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解释目标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抉择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通过对刑法规范的解释所应达到和阐明的法律意蕴,其既是解释的理想境地,亦是评判解释结论的标准,直接决定着刑法解释的总方向。学界在解释目标的确立上历来存在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的论争。不同的学说有着殊异的缘起背景与理论根基。基于立法原意的模糊性和不可探明性,客观说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相符性,加之刑法文字含义的开放性和变动性,在我国现有的国情和解释体制下,客观说应是合理的刑法解释目标。     

论刑法解释目标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抉择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通过对刑法规范的解释所应达到和阐明的法律意蕴,其既是解释的理想境地,亦是评判解释结论的标准,直接决定着刑法解释的总方向。学界在解释目标的确立上历来存在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的论争。不同的学说有着殊异的缘起背景与理论根基。基于立法原意的模糊性和不可探明性,客观说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相符性,加之刑法文字含义的开放性和变动性,在我国现有的国情和解释体制下,客观说应是合理的刑法解释目标。     

论刑法解释的目标——以刑法人权保障功能实现为视角

刑法解释论上的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所确立的刑法解释目标都有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功能实现的缺陷,因而刑法解释的目标应确立为寻求刑法立法时刑法规定的客观意思,即立法本意;只有立法本意不符合保障人权要求时,才允许扩大或缩小立法本意的范围,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解释。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思考

刑法立法解释,不仅是发展、完善刑法立法的重要方式,也是沟通、联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的桥梁。而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显消极滞后,亟需改进和完善:应提高对刑法立法解释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解释机构建设,提高立法解释的质与量;改革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建立以法官适用解释为主体,以最高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司法解释体制,使之与刑法立法解释相协调;促进我国刑法学派的形成和刑法学理解释的繁荣,从而推动刑法立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     

刑法司法解释“立法化”趋势探析

在我国当前的刑法适用解释机制中，刑法司法解释渐成一种“立法化”的趋势。阐述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特征及其成因，刑事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表现以及如何化解这种趋势几个方面，以期能更好地发挥刑法司法解释的作用，保障刑法的正确适用。     

论多次盗窃的认定及数额的计算

比较修订前后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盗窃罪中增加了多次盗窃的认定标准。多次盗窃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多次盗窃由于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具有了固定的含义。广义的多次盗窃对其数额如何计算,不仅是简单的数字运算,而是对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量与质的综合评价,这种评价既要体现立法的原意也要符合刑法理论。     

盗窃罪中有关累犯适用法律的思考

科学的立法是正确定罪量刑的重要保障。刑法关于盗窃罪中累犯的法律适用规定与司法解释对此问题的规定不一致，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文章以刑法的基本原则为标准，通过对刑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分析，提出建议修改司法解释。     

刑法解释实践与研究六十年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刑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沿革经历了决议前阶段、1955年决议阶段和1981年决议阶段三大阶段。中国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与刑法解释的关系、刑法解释的对象、能否以刑法立法解释的形式修改刑法、是否应当维持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并存的刑法解释体制、如何合理地划分刑法立法解释权和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界限、地方司法机关的刑法司法解释权、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刑法解释应当奉行的立场、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合理性、扩大解释的限度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刑法解释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刑法研究的理论体系。     

刑法中数额规定的反思与重构——由许霆案引发的深层思考

犯罪的数额在我国刑法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对犯罪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刑法中关于数额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着立法确定相对数额、司法解释确定数额标准滞后、固定,不能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问题。通过对我国刑法中关于数额规定的缺陷、各国关于数额的规定以及职工平均收入等关联问题的分析,可以构建法定确定数额的标准体系,以实现罪刑的最大化均衡,从而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罪刑法定等刑法原则的要求。     

网络传销犯罪之认定、处罚标准研究

定罪量刑标准的统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亦是实现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处罚标准也应该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前网络传销犯罪在立法方面存在不够完善、对接错位,以现实社会传销为靶子制定的法律标准难以应对网络传销的问题;在司法方面存在司法人员重点关注客观方面而忽视犯罪构成其他方面,忽略违法性认识在定罪中的影响、量刑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网络传销犯罪数量激增,完善网络传销犯罪认定、处罚标准势在必行。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提倡刑法谦抑性、制定司法解释要符合刑法原意、调整传销组织的认定权、加强司法队伍的质量建设。     

刑罚立法复审制度之提倡

有关刑罚的立法,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最为重要的刑罚立法。刑法在广义上含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也含刑事诉讼法典及其司法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刑罚立法,有些表现出与法治的基本准则不相一致的情况。要使刑罚立法真正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需要构建刑罚立法复审制度。     

也论犯罪既遂标准——兼为“构成要件说”辩护

关于犯罪既遂标准存在“目的说”、“结果说”、“法益损害说”、“构成要件说”等观点。前三种观点都存在着明显缺陷,无法将其运用于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说”虽然对其理论根据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阐述,在文字表述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符合我国刑法的立法目的,而且能够周延所有的直接故意犯罪。学术界批判“构成要件说”不符合犯罪既遂的应有含义,与其犯罪构成理论自相矛盾,其理论前提也不正确,因此,这些批判观点均失之偏颇。     

反思与前瞻:刑法司法解释的理性思考

刑法的适用过程就是解释刑法的过程,而且刑法解释的水平也是刑法学理论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的十余年时间里,"两高"的司法解释"十分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刑法解释内容立法化,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多元化,刑法司法解释效力冲突化,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违法化,刑法司法解释语言粗疏化等诸多问题,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刑法司法解释方面不够慎重的态度.     

污染环境罪"选择罪过"形式之提倡

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通说认为该罪为过失犯罪."修八"通过后将其确立为污染环境罪,关于其罪过形式的争议更加激烈,主要有"故意说""过失说""混合(复杂)罪过说"以及"模糊罪过说".本文在论证其他罪过形式的不合理之处的同时,重点分析论证了"混合罪过"说存在的法理依据和事实层面的依据,它不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严格责任相适应,而且能够更好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有力的打击环境犯罪,更好的实现刑法保护环境法益的目的.为了解决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难题,国家应当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者刑法修正案,对此加以明确的规定.     

刑事政策视野下贪污贿赂犯罪罪与罚的教义学审视

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联日益密切,贪污贿赂犯罪新一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则调整应当置于刑事政策框架下进行审视。考察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重点可以发现,有选择性地针对重点犯罪从严从厉打击构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政策。立法上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补情节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司法解释在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时采用承诺谋利的观点以及由此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并罚原则,都是这一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教义学限度内的成功融合;立法上"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同步调整以及所列举的具体量刑情节,成为此次规则调整中的瑕疵。     

抢劫罪若干司法解释合理性置评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为实践中如何准确适用法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但也存在对入户抢劫，携带凶器抢夺以及驾驶车辆强行夺取等的解释有违刑事立法的初衰及刑法原理的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主客观相统一等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根据立法原意做出相关司法解释。     

“村官”受贿犯罪认定的困境及立法对策

当前对"村官"受贿犯罪的认定标准,检、法两家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缘于现行刑法立法、司法解释及立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给检、法两家的司法适用和反腐败工作带来严重影响,表现在:导致管辖冲突,影响对"村官"受贿犯罪的查处;管辖冲突,引起执法难题;违背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放纵犯罪。统一"村官"受贿犯罪认定标准的路径是:取消现行《刑法》第163条规定,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内容统一纳入到《刑法》第385条中。同时,对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也作出相应的立法调整。     

我国刑法解释的现状及其改进

一、我国目前刑法解释的现状。1、立法解释贫乏,司法解释异常繁荣。从三个阶段来进行比较:(1)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前。这一阶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刑法立法解释只有1件,即1956年5月8日作出的《关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可否充当辩护人的决定》。而这一阶段的司法解释却有300多件。(2)1979年刑法颁布施行后至1997年刑法修订前。这一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单独按照正当程序就刑法问题所作的专门解释一件也没有,而同时期的司法解释却多达220件。(3)1997年刑法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立法解释有所加强,先后制定通过了6个刑法…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不必要——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视角

随着从法律的确定性到法律的不确定性这样观念的嬗变,司法中心主义逐渐代替了立法中心主义。语言的开放性导致法律不确定性的必然存在,刑法立法解释不可能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刑法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取代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没有存在的必要。     

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

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混乱现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刑事法治建设健康发展所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演进过程的考察,发现中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配置格局一直存在立法格局和实际格局两张皮。立法格局“束之高阁”,实际格局“群雄逐鹿”,这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自始至终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