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盟金融监管改革与启示

金融危机突显了欧盟现有的国家分散监管框架的弱点,2010年9月2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2009年9月欧盟委员会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系列提案,将成立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欧盟级别的监管机构——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同时将原有证券、保险、银行监管委员会升级成为三大监管局(ESAs),赋予其争议调停和紧急情况下的决定权。欧盟新的金融监管架构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更注重成员国监管机构对欧盟规则的一致适用和紧急情况下的协调行动,同时也设立了保障条款以保护成员国的财政权不受侵犯。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理念和部分改革措施对中国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设置和整合微观审慎监管系统方面提供了启示。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管理体制立法经验及其借鉴

作为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基础保障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管理体系,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履行国际减排义务和推进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重要职能。该体系包括京都框架下以"三可"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和EUETS框架下基于测量计算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并通过二者的协调与对接,形成以立法积极推进为特征的权责明确、内容具体、分工协作的管理框架和企业排放监测、报告、核证及注册登记为核心的管理制度。以上经验对于我国构建和完善两个市场和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创新与完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欧盟循环经济立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循环经济立法非常发达 ,文中考察了其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阐述了欧盟循环经济立法的目的与基本原则 ,对其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体系进行了归纳 ,并就欧盟循环经济立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跨国银行境外机构的母国监管责任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迅速在全球蔓延,其直接原因表现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母国监管责任的缺失。巴塞尔协议确立的跨国银行母国并表监管下的联合责任始终是各国奉行的主导规则,但WTO金融服务审慎监管例外制度赋予东道国监管的灵活权限提升了东道国的作用,并影响了巴塞尔协议中母国责任规定的实施。欧盟指令作为区域性合作的代表在母国责任规定上更为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应进一步加强并表原则的法定性,加强并表原则的实质适用,关注境外子行和境外分行不同的监管权限、标准和范畴,才能适应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和抵御金融危机的要求。     

欧盟国家的社团立法:一个初步的介绍

欧盟国家的社团立法由宪法的公民结社权 ,民法的主体制度、财产权制度、治理制度 ,行政法的监管制度与税收优惠制度等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法律维护公民结社权 ,尊重公民在成立组织方面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保护社团的财产权 ,对社团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提供了一些制度化的机制和途径。由此 ,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 ,在公民的结社自由和国家对社团的监管之间 ,建立了某种平衡 ,创造了一个相对宽和的社会环境     

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挑战

金融市场本身就伴随着风险，不能因风险的存在就放弃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但目前在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前瞻性地考虑到其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尽早确立并不断完善我国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架构。在充分分析我国金融改革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借鉴风险次贷危机后国际金融市场对系统性风险的应对举措，用制度创新方式明确我国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架构中的定位。在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中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强化中央银行与各专业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进一步加强央行与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中央银行与各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合作。     

最新欧盟消费者权益指令的解读与借鉴

2011年10月25日,欧盟颁布了编号为2011/83/EU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最新指令。该指令主要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义务,以及消费者撤销合同的权利,这些规定反映了欧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信息透明、利益均衡和私权救济的立法精神。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于1993年,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内容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需。欧盟最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指令对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资本充足率:一个被神化了的银行法制度

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监管机构或银行自己确定的银行用于抵御其所面临的风险所需要的最低资本要求。现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导下的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无法真正有效实现以保障银行之间的公平竞争和维护银行的稳健安全运行为核心的金融监管价值。只有正确理解资本充足率的功能,树立起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金融监管理念,建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二元监管模式,以资产不经风险加权的杠杆比率作为最低监管要求的同时允许银行运用内部模型决定与自己风险水平相适应的经济资本,才能保障银行之间的公平竞争并维护银行的稳健安全运行。     

《巴塞尔协议》的演变:银行监管新问题与新对策

现代银行业发展迅猛,日益国际化。国际社会也与时俱进,一直在努力合作寻求银行监管的最佳模式,提高监管效率,两个《巴塞尔协议》即是这一努力的结晶。本文旨在分析两个《巴塞尔协议》的演变过程及原因,揭示银行监管的新问题,探讨银行监管新发展对于我国的意义和挑战。     

印度食品安全立法对中国之借鉴——由福寿螺事件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其中还涉及一些世界知名企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诸多问题。印度在2005年颁布了《食品安全及标准法》（草案）是借鉴发达国家成功食品安全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一部统一的食品法典。本文结合福寿螺事件，分析述评法典中所确立的有关制度，并为我国食品安全立法提出相关建议。     

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组织机制——全球金融集体安全机制构建思考之一

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需要国际金融监管组织。鉴于目前的国际社会结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只能是国家间组织,而非超国家组织。由于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都不足以担当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历史使命,国际社会需要创建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这一全新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应该具有以下组织形态特征:第一,它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性的、专门性的、政府间的金融监管组织;第二,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凸显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金融监管组织;第三,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组织。     

依法治国与金融法改革

进人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长足进步。我国正处於社会转型阶段。面临转型期的复杂经济形势，必须牢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推进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当中尤其要不断建立健全完善、成熟的现代金融体系和配套的法律规律体系，并紧跟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发展做出适时调整。     

提高金融包容:一个银行法的视角

通过提高金融包容促进人类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未来金融法改革,无论是立法还是监管实践应充分考虑金融包容.从银行法改革来看,提高金融包容应与维护银行体系稳定和保护存款人利益共同作为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作为法定的权利,公众获得生命线性的银行服务,可以通过银行社会责任的法定化来实现,并通过私法和公法强制实施.从激励相容和成本效益监管原则出发,对提供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必须实施差异化监管.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in the GDPR: Towards user-centric interoperability of digital services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ovelties within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both in terms of warranting control rights to data subjects and in terms of being found at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data protection and other fields of law (competition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sumer protection, etc.). It constitutes, thus, a valuable case of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of effective user-centric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and a first tool to allow individuals to enjoy the immaterial wealth of their personal data in the data economy. Indeed, a free portability of personal data from one controller to another can be a strong tool for data subjects in order to foster competition of digital services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platforms and in order to enhance controllership of individuals on their own data. However, the adopted formulation of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in the GDPR could benefit from further clarification: several interpretations are possible,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the object of the right and its interrelation with other rights, potentially leading to additional challenges within its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pose a first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is new right, by suggesting a pragmatic and extensive approach, particularly taking advantage as much as possible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that this new legal provision can have with regard to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digital users. In sum,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can be approximated under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minimalist approach (the adieu scenario) and the empowering approach (the fusing scenario), which the authors consider highly preferable.     

损害赔偿法的重新构建: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

近年来,欧洲各国针对损害赔偿法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修订工作,主要趋势体现在:责任认定运行按比例责任分担,规定一般条款,明确保护的法益范围,重点规定因果联系中复杂问题,过错标准,违法性要件的地位,不作为责任的认定,扩大雇主责任范围,企业责任日益严格,危险责任地位不断提高,针对侵权责任设定必要的限制参考因素。     

金融危机与反垄断法实施

反垄断法服务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总体利益，金融危机下可对其执法松紧进行适当的调整。反垄断法需要进一步细化以赋予执法机构调整执法的灵活性。金融危机下反垄断执法制度性完善需配合相应的惩戒措施。     

刑法修正案立法功能及其矫正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并颁布刑法修正案,是符合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应成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主体,且拥有主要的、基本的立法权限,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则应当是次要的、部分的,由此决定两者的立法功能有着主次之分。刑法修正案应与其他刑法体例相互结合,发挥其系统性功能。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应针对呈现立法扩张态势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进行功能矫正,由全国人大依法行使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由全体人大代表半数通过,并将现行刑法典重新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