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歧视和污名群体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与第三部门的发展

社会视野中的歧视和污名现象虽然在任何时候都一直存在,但随着我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进行,这一问题的逐步减少有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在对这一群体构建支持网络中,明显地显现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不足,而使新兴的第三部门介入该领域成为必要和可能。通过对目前该领域中第三部门的经验获得、问题所在、未来发展和建议意见等方面的探讨旨在促进我国歧视和污名现象的减弱和第三部门的完善与发展。     

第三部门：构建弱势群体问题解决方案的新视角

在国外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兴起时间不长,但发展很快。改革开放既为中国第三部门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使弱势群体问题日益严峻,导致改革的深化面临重重困境。欲将第三部门与弱势群体问题结合起来,以第三部门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突破口来寻求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不失为一种新途径。     

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前景——以温州商会为例

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导致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如温州商会这样的第三部门有效地匡正了市场失灵等现象,也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助手。由于研究者们还经常赋予第三部门以公民社会结构要素的意义,就导致了我国第三部门研究中两种“国家—社会观”的矛盾。对温州商会的考察表明,我国第三部门的实际状况更接近合作主义框架,而合作主义也是第三部门未来最为可能的发展路径,在合作中,公民社会发展才成为可能。     

社会企业:改善公共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

社会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之间存在的矛盾必然促进了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化改革步伐.社会企业的发展对推进第三部门改革,改善公共服务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从社会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出发,分析了社会企业存在的理论基础,阐述了社会企业的特征与运行模式,指出发展社会企业是解决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第三部门“志愿失灵”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并尝试提出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战略.     

“失灵”理论于解释当代中国第三部门的生长之适用性分析

"失灵"理论是西方学者解释第三部门生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但它有基本的前提条件,包括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选举民主、社会自治和独立性的第三部门等。而当代中国的现实,如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第三部门产生的主动性等方面,与"失灵"理论的前提并不相符,所以,"失灵"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代中国第三部门的生成和发展问题,而需要依据中国的现实从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社会传统文化等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非营利组织失灵及三者互动的公共服务体系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非营利组织失灵的共存表明,在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物品活动之中,仅有市场、仅 有政府或仅有第三部门都是不够的,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必须同时包含这三种机制和三种力量。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 和第三部门三只手的作用,建立新的公民与政府、市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方式,构建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公共服务体系,寻 求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均衡点,建立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     

坚持“实事求是” 克服“急于求成”

十年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整个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现有国力和社会生产能力     

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与补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力量和范式追入到学术领域，第三部门以志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相对于政府的层级控制和市场的私益属性，更适应于后工业化社会的需要，本文要探讨的是，第三部门作为政府和市场的替代性模式，是否也存在着治理失败的可能性，以及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因何存在“可补救性”的问题。     

转型时期我国第三部门缺失与构建

第三部门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存在失灵现象。我国第三部门缺失的原因既包括潜在的营利动机和责任监督的困境的内在因素,也包括社会因发展程度的一致性不足、组织生成机制的偏颇、资源投入的不足、社会道德约束的失范的外在因素。构建公民社会、培育第三部门,强化监督、创设外部责任约束环境,优化内部治理、加强自律规范,是构建和设计我国第三部门的主要方略。     

身份污名的建构与社会表征--以天津N辖域的农民工为例

本文以天津的一个农民工生活居住工作区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社会生活中社会污名形成的社会心理过程和机制,并对农民工社会污名与歧视的经验关系进行了分析。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优势分析

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而城乡贫困问题的客观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市场竞争带来的失业现象,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等,都迫切需要推动社会保障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和逐步完善。本文认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具有独特的优势与作用。政府应从各方面促进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非营利组织也应创造条件,积极参与社会保障的管理和服务。     

Introduction to Jesse Burkhead Symposium

Government budgeting is one of the major processes by which the use of public resources is planned and controlled.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is done well, governmental programs are brought increasingly to the service of its citizens, enhancing their material and cultural status.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budgeting is a study in applied economics—in the alloca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This study must look at operations and begin with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the routin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for decision–making in government. It should extend to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s,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that come to bear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urs is both an organized society and a society of organiza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organization is nowhere more evident than in the public sector. Here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bring together the learning of all social scientists. The patterns for decision-making do not provide separate compartments for economic knowledge, for political knowledge, for social knowledge. These are merged in the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conduct of governmental affairs.1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指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状态决定了政府角色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一体化的,政府是万能的、权力是无限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二元化的结构,政府的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小政府大社会”。     

从社会转型看政府在公私领域价值取向的重心偏移

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在公私领域价值取向重心对社会将产生重大影响。转型初期的政府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价值取向重心向私域偏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政府价值取向重心应逐步向公域偏移,做到效率与公平并重。     

政府创新：社会资本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政府与公民、民主与信任等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范式。布迪厄从微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资源集合;科尔曼从中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社会结构;帕特南从宏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价值规范。从本质上讲,政府创新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内在的结构性关联。社会资本是政府创新的基本变量,其中的信任因素是政府创新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支持信念因素是政府创新的基本条件,参与网络因素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基础。在社会资本视角下进行政府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支持公民参与网络建设,培育公共精神和发展基层民主;培育第三部门力量,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增强政府能力。     

政通才能人和: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和谐社会是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政通才能人和,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而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Perception of societal influence among civil society leaders – an elite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erception of societal influence of civil society leaders based on a survey study conducted in 2017 among leaders of Swedish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ivil society leaders represent organizations that are often based on and guided by religious, political, or cultural values and that often strive to achieve some sort of social change. To exercise influence on society is thus a crucial feature of civil society leaders. Drawing on elite theories, the article seeks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influence by looking at the following factors: (1) personal qualities and resources such as age, gender, country of birth, education, and working experiences, (2) social networks and contact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media, government, etc.), and (3) organizational position and resources, including relations with public authorit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wo out of three surveyed leaders perceive they have great influence in society concerning the issues they work with. Among the factors explaining the perception of influence, we find being a leader of an organization at the regional level, being of older age, having leadi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edia in one’s personal network, and stating that one has great influence over the organization one leads.     

论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经过了20多年改革，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在数量和种类大大发展的同时，其组织独立性明显增强而合法性也日益得到确认，在中国社会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和职责，也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直接和频繁地与之接触或交往的对象。中国的社会中介组织将同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一起，直接决定着整个中国社会在新世纪里的发展。     

论民生保障与政府公共性的重塑

民生问题凸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公共性”缺失在民生领域的反映。改善民生状况，是中国社会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民生问题之解决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政府民生保障水平，必须重构政府公共性。重构政府公共性的途径，一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确立和弘扬公共精神；二是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大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三是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政策，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五是不断提高公共政策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