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羁押制度:问题与出路——从查证保障功能角度分析

研究侦查羁押查证保障功能的意义在于检讨现行的侦查羁押期限配置是否合理.基于调研和对已有文献资料的分析发现:侦查羁押阶段虽有一定的查证保障功能,但与刑拘前阶段相比并无明显优势;尤须指出,逮捕阶段查证保障功能如此微弱,却配置了长达2月之久的期限,而查证保障功能较强的刑拘阶段仅配置了10天期限,致使两种期限的配置产生轻重倒置.基于平衡查证保障与权利保障双重需要的角度,有微调方案、中调方案和大调方案可供选择.以1996年刑事诉讼法传统为基础确定的中调方案较具可行性.无论哪种方案,均应进行取保候审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同步改革.     

海盗羁押不构成停租——评2010年the“Cosco Bulk Carrier v．Team—Up Owning”案

简要介绍the“Cosco Bulk Carrierv．Team—Up Owning”案的案情。按照争点审理的顺序，分别分析法庭对纽约租约停租条款中“海损事故”“不履行职责”“其他原因”等词的解释，提出可能的与判决相反的解释，论证法院判决的合理性。最后得出结论，出于公平分担船方和租方所负担的风险的目的，法院判决海盗羁押不构成停租。     

补贴追溯时效的争议与确定——以美国对华反补贴为素材

美国在对华反补贴实践中特别为中国创设的补贴追溯时效规则,既是对国际反补贴规则的最新发展,也是对中国产品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问题。中美各方关于应否设置抵消中国补贴的追溯时效及选择何时作为抵消中国补贴追溯时效的争议,忽略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c）款的规定。在美国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的情形下,中国应赞成设置抵消补贴的追溯时效;在美国适用外部基准方法识别中国补贴时,抵消中国补贴追溯时效的划定应以美国向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委员会通报其使用该方法之日为准。     

试论死刑制度的保留——从刑罚的正当性和预防性入手

死刑是刑罚中的生命刑,体现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而上述预防又以其正义性为基础,唯有体现了平等生命价值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死刑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预防作用,因而在少杀慎杀的前提下保留死刑制度有利于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从Abbott Labs.v.Sandoz Inc.案看方法限定产品权利要求的解释

按照性质划分,权利要求有两种基本类型,即物(entity)的权利要求和活动(activity)的权利要求,或者简单地称为产品权利要求和方法权利要求(这里所说的产品权利要求和方法权利要求应当做广义理解)。第一种基本类型的权利要求包括人类技术生产的物(产品、设备);     

从“姆纳顿标准”到“卡勒案”:美国精神障碍认定标准的发展、争议与启示

不同于其他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美国精神障碍的认定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规则标准。从姆纳顿标准、不可抗拒的冲动、达勒姆规则到《模范刑法典》,联邦和各州对精神障碍辩护的态度和认定标准不一,导致相关案件司法混乱,公民宪法权利严重受损。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试图通过卡勒案来遏制这一现象,但因精神障碍认定本身的技术缺陷和经验法则,面临质疑。可以看出,精神障碍认定的核心问题在于何种条件下允许精神障碍辩护以及如何通过相对确定、客观的标准评定被告人案发时的认知和道德能力。我国在精神障碍认定标准的探索中,应当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病鉴定的申请权,严格审查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专业适格性,以ICD-11诊断标准为据完善认定规则,确保认定结果的可靠性和透明性。     

正当防卫制度的再思考——从刑法第20条第3款切入

97年刑法第 2 0条第 3款的确立赋予了正当防卫制度以崭新的内容。本文从刑法解释学角度探讨了第 2 0条第 3款的性质与地位 ,在此基础上 ,分别从宏观方面对正当防卫制度与整个刑法典的协调问题以及微观方面即正当防卫制度的内部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完善正当防卫体系的新设想。     

论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A省H县检察院办理审查批捕案件为视角

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一押到底,直至审判结束,形成我国高羁押率的司法现状。《刑事诉讼法》第93条确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但该制度存在有些不足,因此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审查期限、审查救济程序等方面对其提出完善设想。     

传统文化“误用”的政策分析——从耐克广告争议案切入

在全球化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文化产业在现阶段中国崛起的战略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既给文化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又是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的误用现象已日见增加。典型反映了误用现象的耐克广告争议表明,误用的发生,牵涉传统文化产业化、文化安全、人格物理论、文化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等重要理论问题。因此,文化法律政策要对此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必须首先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中全面理解这些问题。     

知识产权的反规避与反垄断之争 从Datel v.Microsoft案谈起

美国于1998年通过并颁布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以下简称DMCA）,实质性地修改了1976年《版权法》很多条款,也新增加了诸多条款,其中就包括引起广泛争论的反规避措施。同时,根据美国反托拉斯法,知识产权人对权利的滥用,将受到规制。在数字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处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规避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     

预防性监护监督制度的构建——基于社会正义与制度成本的均衡考量

监护监督制度的设置,是中国社会变迁引发的制度需求。《民法总则》第36条完善了救济性监护监督制度,较以往立法有重大进步。未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落实预防性监护监督制度,以构建完备的监护监督体系。在制度构建中,须遵循必要性原则,应均衡考量社会正义和制度成本。父母、(外)祖父母、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时,无需设置监督人。其他人担任监护人时,根据遗嘱或委托协议确定监督人;无遗嘱或委托协议的,由与被监护人有最近血缘关系的近亲属担任监护监督人。有关部门指定监护人的,应同时指定监护监督人。民政部门走访制度是一项较为可取的公力监督措施。     

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困境和出路——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争议切入

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业投资企业的所得是否能够适用20%的所得税税率的争议,其实质是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在理论上是遵循“集合论”还是“实体论”的争议。根据这两种不同理论构建的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我国对合伙企业所得税只在合伙人层面征收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符合“集合论”的政策选择。如果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为前提考察有关税收规范中的具体规则可以发现,支撑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核心是“实体论”。这种形式上采用“集合论”而实质上为“实体论”的混合模式使得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形成了独有的内在逻辑,即合伙企业虽然不作为纳税主体但其是阻隔所得穿透的实体,这需要一个理论清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单行立法来体现。在不改变当前以“实体论”为主的路径下,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立法还应当区分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税收待遇,从而更好地促进税负公平。     

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之法律效果——以欧洲人权法院Gfgen v.Germany案判决为例

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应当排除被告人于审前程序作出的所有认罪口供。在被告人于庭审时重新作出认罪口供的情况下,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以不人道待遇获取的认罪口供洐生的实物证据可以不排除。内国法院使用这样的实物证据用于检验该认罪口供的真实性并未侵犯被告人不自证己罪的权利和公平审判的权利。     

美国死刑制度的宪法法理及其未来——以Kennedy v.Louisiana案为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限制死刑的同时保留了死刑。其死刑判决的宪法法理融合了两个要素:一方面,刑事司法的目的就是要让罪犯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以便实现报应正义;另一方面,宪法又明文禁止残忍与异常的刑罚。结果,联邦最高法院将其死刑法理和与时俱进的文明标准绑在一起,而与时俱进的文明标准又以举国一致的共识这一民意尺度来衡量,所以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把美国死刑制度的未来转交给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民意。把死刑判决与民意结合在一起,在增加了死刑判决合法性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也把死刑制度置于一个开放的民主决策体系之中,不肯越过民主程序一举废除死刑。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民意倾向于废除死刑,美国就有可能废除死刑,如果民意支持更多地适用死刑,也有可能保留死刑,甚至增加死刑的适用。     

关于欧盟食品安全监管中预警与追溯机制法律制度的思考——以德国“二恶因毒饲料”事件为例

2010年12月底德国爆发了＂二恶因毒饲料＂丑闻陷入食品安全危机,对于一向有着最严格食品安全制度的欧盟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击。事件爆发后,德国政府迅速采取了措施,有效的控制污染的蔓延,彰显了其快速预警机制与追溯机制的优越成效。分析德国这次危机事件的具体应对措施对于迫切需要改善食品安全现状的我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司法裁判的道德维度与法律方法——从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的道德争议切入

针对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根据被告刘鑫在江歌遇害事件过程中的行为表现,通过对侵权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要件和法律依据的深入解析,在法教义学视阈下,很难根据现有的侵权责任法体系追究刘鑫的生命权侵权责任。而通过对法律价值与社会正义价值、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法官立场与道德命题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真正能够支撑起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的规范基础,只能是“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于是,问题就被带入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轨道,通过法律原则指引判决方向并规训规则的具体适用,运用法律解释对法律规则“空缺结构”予以价值补充,经由“转介条款”合法导入道德规范或“社会命题”,借助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话语强化裁判说理的社会效果,对江歌案民事审依然能够作出合理的判决结论,并经得起专业的批判和社会的审视。江歌案的判决从正反两面揭示出,司法审判既是一个法律价值得以实现的生动实践过程,又是一场司法正义藉以达成的科学方法演练场域,价值与方法、形式与实质,构成了通向最佳解释的法律实践的一体两面。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由此,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归责原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该判决以其不同以往任何案例的特殊性引发了关于证据排除的存在必要性、适用范围、审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务争议。以该判决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和学界回应为鉴,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应定位于阻吓违法行为,以过错原则为判断标准,并配合职务监督方式施行。     

刑事司法裁量的边际均衡——从枪支认定标准与赵春华案切入

立足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实践而不是想象的概念语词,能更好地厘清涉枪案件刑事司法面临的困境。经由枪支认定标准,刑事司法权力突兀地介入普通民众的正常社会生活,打破司法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基本边际均衡,造成了刑事司法裁量的尴尬。刑法意义上的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枪支,不应该与普通民众生产、经营、游艺所使用玩具枪、仿真枪的正常活动发生关联。刑事司法不侵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是刑事司法权力与公民社会利益的基本边际均衡。以一个侵扰公民正常社会生活的枪支认定标准为基础对涉枪案件进行“综合考量”,只会增加刑事司法的内部复杂性,进而造成刑事司法正当性的严重削弱。只有直面真实的社会生活实践,摒弃迷恋语词的法律形式主义思维,看重刑事司法的系统性后果,确定适宜的枪支认定标准,维护刑事司法裁量的基本边际均衡,才能有效化解涉枪犯罪司法治理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