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     

宗法文化及其对中国近代宪政的制约

宗法文化具有团体属性、身份属性和层级属性,其形成与延续的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政治以及与之相应的小农经济,而这随着儒家的倡导和法律的儒家化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宗法文化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力量的形成、聚合与分化,导致了宪政中的权力制衡蜕化成派系之间的无序斗争,个人之间的恩怨凌驾于政党的利益与目标之上,政党之间的斗争又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与目标之上,而民众对不同政治派别的盲目追随加剧了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只有根据宪政的一般规则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限制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宗法文化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逐步消除。     

现代宪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宪政,通说认为乃"泰西之物",中国传统文化至多能提供一两个貌合神离的要素,却永远形不成完整的体系。但现代化的宪制建设却要立于民族的本源之上,有着几千年本土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如何面对外来宪政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亦是困惑中国宪政制度建设的瓶颈之一。     

感悟宪政文化

宪政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宪政的成功,没有宪政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是不可能实施、确立与巩固的。中国百年的宪政道路也表明,宪政文化的缺失必将导致宪政工具主义,宪政必须以宪政文化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论泰国宪政文化的特性

泰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肇始于自1932年的六月革命,让人匪夷所恩的是,在泰国所确立的立宪君主制却未能走上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坦途,而是呈现出泰式宪政所独有的特色,此种独有的宪政特性乃源于其独特的文化,其中王权主义遗绪、权力崇拜意识、父权主义传统、民本道德主义观念、佛教教义影响和宪法工具主义等是泰国宪政文化的显著特性.     

宪政文化结构初探

宪政文化结构是对宪政文化内容的一个展开和深化过程,它处理的是宪政文化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也是认识宪政文化本质的必由途径。宪政文化结构对于一个国家宪政制度的确立及完善,乃至整个宪政演进的过程都具有深刻影响。     

基督教国家文化对宪政国家文化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基督教国家的文化对宪政国家的文化影响问题,并就这两种不同的国家文化的发展进程及其各自的文化特点做了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奠定宪政建设的文化根基——以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为基础

中国已历近百年的宪政建设,但时至今日,仍不得不说我们离宪政还有很多的距离。这当然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宪政文化建设还存在众多的误区。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宪政及其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

宪政,无论是从其历史起源和演变脉络看,还是从其制度安排和实现机制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对宪政问题的考量,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其地方性特征而忽视价值层面的深度关切。只有在深刻洞悉了宪政的普遍性之后,认真回应和对待具有根本意义的宪政价值与原则,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自己的特殊性。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不仅具有政治文明进步的一般性意义,更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历史境遇、运作过程和发展规律。宪政中国化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超越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普世价值"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理论纠葛与意识形态化纷争,努力在宪政的普遍性与"中国主体性"之间达致一种和谐与平衡。     

立基之本与发展之源：英国宪政中的经验理性

英国宪政作为近代宪政制度的开路先锋，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指导下，其内在制度设计看似不合理，却在实践中运行顺畅，效果良好，并在总体上表现出平稳性和实用性的特征。相反，在欧陆建构理性主义指导下，法国、德国的宪政制度几经动荡和破坏。之所以产生如此不同，是因为英国宪政不仅在实践经验指导下自发生成了具有私法意义的正当行为规则，而且英国宪政能够在理性思考下适时地升华出具有公法意义的组织规则，从而实现经验与理性的完美结合。因而，经验理性是英国宪政的立身之本和发展之源。     

宪政理论范式转换及中国宪法学的回应

宪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换研究范式。宪政理论研究范式大致经历了两种范式转换:近现代古典自由主义模式和当代新宪政主义模式。特定的语境和历史场境赋予了西方宪政概念及其理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与特定的理论定位和功能。宪政理论要想成为中国宪法学的理论,必须完成其概念和理论范式的转换。宪法秩序概念及理论涵盖了宪法运作现象的不同形态和不同层面,是对整个宪法运作现象和事实的全局性理论把握和综观性理性反映。它能够克服西方宪政理论的不足,体现中国宪法学对这种不足的回应,是宪政理论和概念范式转换的一种尝试。     

中国宪法诉讼的可能性及现实障碍

中国宪法长期处于非诉化的“虚置”状态而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已引起了法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要使宪法由“纸上之法”成为“现实之法”,就须宪法司法化,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目前,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的障碍还很多。但伴随法制环境的逐步改善,公民权利意识和宪法观念的增强将催生中国的宪法诉讼,促使宪法司法化,进而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公民文化与宪法政治

公民文化是政治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中，公民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息息相关，可以说，它们是支撑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我国在建设宪法政治的过程中，也必须认真对待公民文化对于宪法政治的支撑作用，并从宪法社会化的角度出发，探索公民文化对宪法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对我国来说，正确处理公民文化和宪法制度的关系至关重要。     

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宪法学教学和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围绕着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82宪法的形成、解说、实施和修改进行的,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者发展状况的局限.中国的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宪政实践还不能提供必要而足够的研究资源,宪法学教学和研究缺乏现实的推动力.近年来,中国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新的发展趋势适应了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引领着中国宪法学教学和研究的新方向.     

论地方制度及其宪法保障

地方制度是一国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地方政府、地方自治在国内外的含义不同,地方制度的宪法地位、作用和宪法对地方制度的保障,也不尽一致。我国国家结构呈复合单一制的形态,地方制度也有自己的特点。针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问题,应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完善宪法对地方制度的规范和保障。     

中国近代宪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现代意义的宪法以及宪法学是西方社会的产物 ,在 1 9世纪 3 0年代前后开始传入中国 ,中国近代宪法学也在那个时期开始孕育和诞生。通过对民国时期出版、发表的宪法专著、译著、教材和论文的整理、分析 ,对几部代表性的宪法学作品的评述 ,以及民国时期中国宪法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的阐述 ,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宪法学诞生与成长的经验和教训 ,并可以对繁荣新时期的中国法学提供借鉴。     

释宪机制的影响因子及其中国构造

释宪机制作为宪法解释的制度装置,深受国家政治制度、法律传统和思想文化的影响。释宪权由哪一机关掌握、释宪者人选以及释宪权行使的范围、程序,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但政治制度对释宪机制的影响最终通过法的方式予以表现和固定,释宪机制作为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根植于国家的法律传统中。同时,释宪机制深深地镶嵌在一定的文化之中,无法摆脱国家文化传统的侵扰,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上述因素在对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机的构建产生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对其正常运行产生了负面影响。以提高宪法实施效果为宗旨的释宪机制,需要平衡其政治合法性功能和现实有效性价值,为此,中国释宪机制纠偏的重点是补强有效性价值。     

村庄法人理念的确立与中国宪政制度的创新

村民自治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重大突破,它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希望工程”,而村庄法人理念的确立,更是中国宪政制度发展的重大创新。阐述村民自治的发展与村庄法人理念导入的必然性;剖析村庄法人的概念、特征和架构模型;提出村庄法人理念的确立对中国宪政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宪法的稳定性与稳定性的宪法——以中美宪法文本的比较为视角

宪法的稳定性既是维持宪政秩序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原则性和作为法律的规范性的具体要求。美国宪法具有较强的特定性,它是通过民众对宪法精神的敬畏与信仰,以及宪法文本的独特品质与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等途径实现的。探索《美国宪法》稳定性的深层背景,检讨我国《宪法》文本的缺失与不足,对于我们如何处理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关系,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对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比较

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之间存在反比关系：规范领域愈宽，保护程度愈低；规范领域愈窄，保护程度愈高。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其规范领域宽于宪法第41条规定的监督权，因此宪法对监督权的保护程度高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基本权利对公权力裁量余地的限制，随着所涉及基本权利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公权力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需要提出充分的理由；对受保护程度更高的监督权的限制，需要提出更强有力的理由。宪法对监督权的高程度保护，体现了制宪者对民主监督的期盼和对民主建设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