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群府际管理

城市群是当今城市组团式发展的一个新模式。城市群府际管理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和治理任务,以问题解决为取向,通过协商、合作等方式协调与管理政府间关系的一种行政视野。城市群府际管理的目标是发挥城市群的整体效应、实现城市群内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协调城市群内府际竞争和冲突。为此城市群府际管理应该树立相互依赖、政府间共赢、平等的理念。城市群内府际管理可以通过创新政策法规、建立跨政府管理组织、构建城市群内利益整合机制、实施以城市群发展为目标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来实现。     

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的阻滞因素及其化解——以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作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战略选择。中央政府、支援方政府和受援方政府在对口支援中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加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对提升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运行效能的重要性。而加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必须在深入分析府际协作治理能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的基础上,系统剖析其面临的阻滞因素,并探寻有效化解之道。当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的阻滞因素主要包括:援助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府际沟通协商机制、府际适应性学习机制与府际利益冲突协调机制不健全,以及绩效考评和责任追究等核心制度建设滞后。必须站在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高度,探索有效化解这些阻滞因素的途径。     

生态治理中府际协作困境研究

当前生态问题凸显,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征要求生态问题的府际协作治理。然而,集体行动的逻辑往往使各地方政府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因此,实现生态的府际协同治理的关键是促进区域内各政府单位的良性合作。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府际协作：目标、驱动力与模式

人们习惯于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视为一个整体,但对危机管理中的府际协作问题却重视不够。政府职能、危机的扩散性和资源有限性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以协作的方式应对危机,并树立维护安全、提高效益等共同目标。在府际协作达成中既有公共利益等正向驱动力因素,也有地方主义等负向驱动力因素,多种因素在同一场域下进行博弈从而产生主动协作型、命令协作型等协作模式。     

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逻辑进路、现实梗阻与破解路径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外溢性和公共性，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原则的属地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问题，新时代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是有效履行政府治理职责和环境治理改革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在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制度供给、协调机制以及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为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府际全面、充分、有序协同，必须从突破传统治理理念、完善治理组织载体、加快有效制度供给、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五个维度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路径，以更好地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东西部协作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

东西部协作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和帮扶政策，并随着我国减贫治理方略的调整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东西部协作受国家、市场、社会等三重力量的推动，呈现出不同的面向特征与行动逻辑。其中，国家力量的介入是东西部协作能够顺利开展的首要条件，主要依托科层制的层级体系与超科层制的府际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常态化的考核机制与混合制的考核方式，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不断推进东西部协作迈向新征程；市场的力量则因东西部协作的经济效益而凸显，通过市场化运作、博弈式合作和互嵌式推动，促进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共融互通，为东西部协作多维赋能；社会力量的介入则整合了社会资源，通过嵌入式参与、激励式引导与互助式成长，加快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推进大协作格局的形成。未来，东西部协作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等三重力量有望在互动式治理的推动下，实现相互嵌入、共同成长。     

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的现实性

跨行政层级和区域的公共治理难题增多,现有政府治理体制“碎片化”治理困境的日渐凸显,二者内在地要求加强府际协作治理。加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供需结构均衡。加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需优先提高府际协作关系建构与维系能力,着力锻造持续改善府际协作治理绩效的能力。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我国中央部委间关系研究——基于跨部门协同的考量

中央部委是国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履行职责和承担任务分工。从整体性治理来讲,部分之间良性协作则总体繁荣,内耗不断会引发国家衰败;中央部委之间的管辖边界和职责交叉难以厘清,部门间争议由此产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中央部委带来机遇与挑战,要积极应对首都行政功能疏解,建构起行政机构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其途径是:立法明晰法律关系,尊重中央部委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委边界,打破部门主义和超越级别,协调部委间关系和整合各方利益;顺畅机构改革,建构行政部门间伙伴关系,在彼此监督和协作配合中互惠互利;分析部委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部门政策延续性和部委间的衔接,重归政府整体协同服务民众的本质。     

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     

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的现实基础、动力机制及优化路径——基于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

跨域治理是应对跨域政务服务需求的有效治理理念，可以为市场要素跨地区流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行政支撑。“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务服务价值导向，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增效，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基础，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提供了可行性。科学且高效的府际合作动力机制是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实现的重要保证。基于APT-R模型，构建起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通过对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发现其府际合作动力机制存在运行梗阻，表现为引力有限、压力不均、推力式微和阻力难消。这是地方行政系统内外部的利益、组织、制度、理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化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需要从提升引力、平衡压力、强化推力和消减阻力入手，调适四个作用力的方向和力度，形成府际合作的动力合力，切实增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助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     

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协调机制

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具有跨地域性特点,涉及多个地方政府的利益协调.利益主体众多、管理制度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容易引发府际冲突,影响项目顺利实施.如何有效解决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问题,已成为工程项目管理以及府际治理的重要方向.府际合作能够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有利于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实施和发展.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以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为研究对象,分析冲突的表现方式和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主体协同、制度协同、利益协同"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可以实现横向府际冲突协调,对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管理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整体政府理论视角下降低行政成本的路径研究

整体政府理论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范式理论基础。发挥整体政府理论对政府成本控制的应用价值,建设整体政府是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新思路新途径。整体政府理论视角下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有:政府职能"碎片化"、公共服务主体"碎片化"、政务信息"碎片化"、公共行政价值"碎片化"。建议通过推进大部制改革,推进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服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构建合作型府际关系,重塑公共行政价值观念等途径降低我国行政成本。     

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协同动力体系优化问题研究

优化政府协同动力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协同动力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地方政府囿于自利性而出现执行变异,导致纵向府际协同动力问题;现行经济体制下的失衡竞争,构成横向府际协同动力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权力分散交叉和职责同构,形成部际协同动力问题;利益驱使下公务员行为脱轨,造成公务员个体与政府整体间的协同动力问题。为此,应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增进生态文明建设央地协同动力;进一步协调各地政府间关系,增进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同动力;进一步整合政府各部门间职能分配,增进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职能协同动力;进一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协同动力。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协作治理是适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治理模式

协作治理是不同于以科层体系为基础的传统政府管理的治理理念。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它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的参与、且成为真正意义的决策者,协作主体要共同行动且地位平等,但不排斥实际的领导者存在。在西方语境中,协作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国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而合作治理则是国际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的语境下,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而协作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协作的理念切合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走向多元治理、政府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现实,比合作治理更有适用性,是中国遵循治理导向从而实现良好治理的现实选择。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是一个协作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它形成了从问题触发、动员力量到协商对话、建立信任、过程承诺,再到取得中间成果并形成长期愿景基础上的依赖和共赢关系的过程,建立起了共识形成、行动整合、沟通交流和利益协调等协作机制,从而较好解决了松散型的集体行动问题。     

行政主体间性：府际关系研究的新理路

信息化时代的我国府际关系路径繁杂,种类多样,涉及多元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政府机关时尤为突出.行政主体彼此不理解、缺信任,是府际争议发生的根源.后现代语境下的府际治理从新方向寻求理路,促成多元行政主体的磨合与角色互换,实现行政主体间关系的良性互动,这正是行政主体间性的体现.行政主体间性的目标和网络型政府不谋而合,正是一张张行政主体网络,凝结成了更宽泛的行政生态环境;行政主体间性促成行政主体间精诚合作和协商对话.行政主体间性,基于宪政角度打破了上级政府的话语垄断,延展了治理主体的涵盖范围和实现了多元共治,维护了多元行政主体的公共利益,是行之有效的协调和弥合府际关系争议的新理路.     

行政升格如何调适府际关系——历史演进、学理类型与作用机制

将组织或个体从既定行政级别突破常规编制的提升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独特的现象，在此被界定为行政升格。行政升格是解决地方政府组织或个体发展空间受限、资源支持不足、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路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实践和政策工具。本文首先从不同维度下行政升格的发展现状出发，提炼其外显性特征与内隐性秩序，并基于其差异化改革趋向和政策扩散过程将其概念化为三种类型：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进而探究其调适府际关系的独特作用机制：即宏观上缓解府际关系结构性张力；中观上以空间同侪效应激励横向地方竞争、改善纵向府际协同机制；微观上弥合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形成相互嵌构的府际关系调适网络。在此基础上管窥国家治理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适用性、渐进性、务实性和目标导向性逻辑。研究结论在理论层面展现出中国政府治理借助行政升格这一政策工具的灵活配置，超越韦伯式官僚制的固化，促进府际关系的生机和活力，蕴含独特的中国政治智慧，并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国际化传播与理论化提炼提供新的素材和分析视角。     

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转换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和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关注点。转变政府职能旨在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关注如何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关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在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中作用的改革关注如何协调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公平。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旨在基于绩效导向明确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和部门的权责分配，包括以打破职责同构为重心的纵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以加强部门协作为重心的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改革、以促进府际协同为重心的横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视角转换体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趋势，二者共同目标指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作用于政府绩效改进的过程也是绩效观重塑的过程，因此，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绩效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