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理论面临被害人视角的新挑战

犯罪的形成既离不开犯罪人,也少不了被害人,故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不能没有被害人这一要素,但我国当前犯罪构成理论没有给予刑事被害人以应有的地位。随着刑事被害人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犯罪构成理论面临被害人视角的新挑战。     

上政名师

刘瑞瑞，刑法学博士、法经济学博士后，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2007年被评选为上海市曙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法经济学、监狱学。承担《刑法学》、《法学原理》、《刑事执行法学》等课程的教学，其中《法学原理》、《刑事执行法学》为教育高地核心课程建设项目。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研究

刑事被害人是司法体制改革不容忽视的群体之一。本文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渊源入手,考察先行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的有关经验,在分析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在立法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突破一直以来对刑事救助的法学视角局限,将其放置于刑事公共政策平台之上,提出进一步发展完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框架性思考。     

上政名师

武玉红，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犯罪学会理事。从事刑法学、刑事执行法学、犯罪学、监狱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承担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社区矫正》的教学，主编《刑法学》、《法学概论》等10余部教材。     

刑事和解中的被害人及公共补偿制度

中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过于突出国家的主导地位,对被害人的地位和诉求重视不够,随着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兴起,刑事被害人受关注度的提高,必然使得被害人补偿成为关注热点。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学说,基于此文章主要对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补偿机制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语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悖离"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都证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的"悖而不离"。以我国"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理论纠偏与价值辩证,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可行的途径。     

论刑事法律关系“三元结构模式”的建立

长期以来,刑事法学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从犯罪人(加害方)的角度着手的,很少从被害人(受害方)视角去考察。但作为确定刑事法学研究架构的刑事法律关系,其主体应当包含被害人,即应将传统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与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三元结构模式"。     

论被害人行为的刑法性质与地位

被害人行为包括被害人同意行为、过错行为和谅解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被害人行为进行分类;对被害人行为的双重性质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被害人行为与行为人行为、犯罪结果的关系将被害人界定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将刑事法律关系看作为国家、行为人、被害人三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刑法学理论和刑事立法中,确立行为人行为处于中心地位,研究被害人行为是为准确对行为进行人行为刑法评价而服务。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它以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以保障被害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根本目的,以国家补偿的方式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被害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无论是从其理论基础还是从我国的现状来看,通过立法建立一部科学而合理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被害人视角下的刑事和解探析

刑事和解是上世纪中叶出现于西方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为解决轻刑刑事案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案,我国自本世纪初开始关注这一制度,在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又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刑事和解以个人本位为分析视角,在坚持传统刑事观念给予犯罪人关注的同时,也极大地体现了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大大提升,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更多的保护等都彰显现代法治理念精神,无疑这些对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结合犯若干问题研究——规范解读与理性反思

在大陆法系刑事立法的发展完善过程中,结合犯占有一席之地。我国刑法至今仍未规定典型的结合犯,但基于规范目的及刑法理性的考察,应当重视对结合犯适用问题的研究。结合犯的既、未遂应以他罪为标准。结合犯的中止宜以后一个犯罪是否中止为标准。结合犯的共同正犯是客观存在的,但当后行为人仅实施了部分实行行为时,只能对参与后的行为及结果负责。     

简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大量法律文本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刑法制定、修改方式有关.在法律中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权受损,刑法保障作用的缺失和刑法本身的频繁修改,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一致.因此,应谨慎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打破以刑法修正案作为刑法唯一修改方式的做法,建立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分级审查机制,修改法律时注意刑事责任条款与刑法的协调互动,建立集中规定刑事责任声明条款.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丹麦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涵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透视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由于种种原因,刑法学界对于单位犯罪的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应进一步对单位犯罪的概念、诉讼程序、处罚原则进行完善。     

香港与大陆刑法中的胁迫之比较

胁迫在香港刑法中既是某些罪的犯罪手段 ,更是刑事被告人的一种合法的辨护理由。在大陆刑法中 ,胁迫主要是作为某些罪的犯罪手段而加以规定 ,但参加犯罪若被胁迫也可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比较香港大陆两地刑法中的胁迫 ,可见二者在胁迫的方式、对象、程度、紧迫性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异同之处 ;且香港刑法中有关胁迫影响刑事责任的规范比大陆刑法中胁从犯的规定更显合理 ,可为大陆刑法所借鉴。     

挪用资金罪若干疑难问题之考察——突破实践困境的可操作性方案研究

挪用资金罪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新型犯罪。修订的新刑法中增设挪用资金罪是我国刑法分则规范的发展和完善,这对保护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挪用资金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也为刑法理论和司法认定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文章对挪用资金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准确把握该罪。     

理性与宽容：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

随着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偷税罪罪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偷税罪罪状设计的历史考察，结合分析《刑法修正案（七）》中偷税罪条文内容的修改，不难发现，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透射出理性与宽容的光芒，这与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这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另外，逃税罪罪状的重新设计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逃税行为的本旨等问题，因此，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是刑事立法史上里程牌式的标志并非是“过誉”之词。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备受各方关注,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也应当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并缺乏保障。应从立法上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机制,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论犯罪对象的遗失与重拾

按照我国刑法犯罪的构成理论,犯罪对象属于选择性构成要件要素,有的犯罪有犯罪对象,有的犯罪没有犯罪对象。哲学原理告诉我们,行为必然有对象,犯罪行为是行为的一种,又怎能没有对象呢?那么犯罪对象遗失在了什么地方,因何遗失了呢?一方面是由于混淆了犯罪对象的定义与性质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由于部份犯罪中的犯罪客体在功能上与犯罪对象重叠。刑法学上应该区分一般犯罪对象与特殊犯罪对象。一般犯罪对象是所有犯罪都具备的对象,特殊犯罪对象是选择性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