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研究——一种资本控制受约束的治理嵌入共同治理模式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解决"三农"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得到卓有成效的发展,但其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合作社效率的提升及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为此,本文结合我国实际,结合国外"新一代合作社"的发展实际,以产权结构为基础,提出目前我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模式应采用资本控制受约束的治理嵌入共同治理模式,并从政策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原则及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建议。     

东部沿海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换与实现路径

东部沿海地区基层党组织顺应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变革,确立以服务发展为基本取向,以发展成效为评价标准,由＂政治动员＂转向＂整合社会＂,由＂计划控制＂转向＂综合服务＂,由＂直接干预＂转向＂利益协调＂,逐渐完成组织功能的现代转换。先发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契合农村治理结构,通过相应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努力发挥党在农村的领导核心作用。     

治理转型下的社会控制及其制度调适

社会控制本质上讲是国家意志对象化的过程，贯穿其中的是支配这个过程的国家权威及其嬗变。社会控制自身存在着悖论性的社会后果，如自由保障或自由阻碍、权力扩张或权力收缩、冲突融合或冲突激化，其现实走向取决于统治与治理的逻辑分野，从而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可能状态。在风险社会与转型社会双重变奏的条件下，社会控制作为国家的基本职能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调适，在治理理念下寻求发展面向的社会控制变革。即从垂直联合向水平联合、自为控制向自在控制、正式控制向非正式控制、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控制的适度转向。     

过程——结构视角下政策冲突的形成与应对——基于广东省L县的考察

避免政策冲突,实现政策的叠加效应,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内容。通过引入“过程—结构”分析框架,发现拆旧复垦与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叠加、冲突以及效应相互抵消的过程构成政策冲突场景。政策冲突始于国家战略与省级战略并行推进下的政策叠加,政策执行主体的行政性与理性行为选择促成政策冲突的呈现,而“1+1<2”的政策效应最终印证了政策冲突的形成。政策叠加下政策冲突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政策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间共筑的“权力—利益—时空—治理”结构关系的失衡。因此,要防止政策叠加下的结构性失衡,应做到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均衡、从机械叠加转变为协同整合、加强政策执行过程配套制度建设等。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创新与对策研究——以成都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为例证

为解决"三农"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目前,由于合作社治理机制的不完善,如股权集中化态势明显、利益分配机制尚未理顺等问题,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需要完善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落实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强化合作社激励措施,完善合作社内控规范;强化合作社利益分配;逐步推进合作社规范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问题及对策

自2007年7月1日起我国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加上近几年来,国家对＂三农＂的大力投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社,涵盖了农业产业的各个领域,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多样化——基于创新过程中主体互动的研究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一个涉及创新初始、试点、实践等三个阶段，并涵盖多个创新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基于创新过程视角，并借鉴控制权和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分析“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等创新主体在基层治理创新不同的过程阶段所具有的互动关系和策略，进而构建一个基层治理创新过程的主体互动框架，分析基层治理创新不同阶段创新主体互动的关键机制。基层治理创新遵循“自上而下的强控制—资源配置与创新试点博弈—创新成功、中止、失败或融合”的演进过程。在基层治理创新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试点与实践阶段，创新主体均采用不同的策略而形成相应的互动关系，最终影响基层治理创新成效。目标导向与自由裁量、压力监督与资源整合、考核问责与倡议联盟是促使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形成互动关系的关键机制。     

转型期社会建设视域中的西方社会学理论

与社会建设直接相关的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主要有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理论、冲突功能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借鉴社会团结与整合理论,一是在伦理层面,要在分工细化和阶层分化过程中大力培养职业伦理和责任意识;二是在价值观层面,要在新旧社会共识和规范之间保持相对连续性和平滑性;三是在制度层面,要健全社会规范体系,引导和规范正面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借鉴冲突功能理论,一是要发挥冲突的"安全阀"功能,将冲突控制在小规模、低烈度、浅层次上;二是要对冲突进行监控、观察、反思和分析,发挥冲突的"示警器"功能;三是要发挥冲突的"清洁器"功能,使冲突能激发新的规则、规范、机制的建立。借鉴治理与善治理论,一是要促进政府作用与社会作用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元治理新模式;二是要推动中国自治传统与现代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     

中国社会结构紧张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当前中国正经历一个＂社会结构紧张＂的时期。由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状况彻底被打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要经历一个不断摩擦、对立,甚至在构建某种情况下会产生激烈冲突的过程。＂仇富＂、＂仇官＂现象是＂社会结构紧张＂时期的突出表现,它对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挑战。能否化解＂仇富＂、＂仇官＂现象,顺利解决＂社会结构紧张＂的状况,将决定我国是否能够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太原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思考

当前经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纠纷问题相互交错,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太原市作为传统重工业城市,在加快转型、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冲突。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典型模式,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在太原市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中,需进一步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内在联系,明确分析推进太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的必要性与现实困境,创新发展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太原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关系的发展

＂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话题,从价值哲学角度来看,＂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实际是对立统一的。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冲突和融合也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延续着。当代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一元主导、多样化包容相统一的关系,实现了对＂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关系的有机整合与创新。     

复合联动：城市治理创新的逻辑与现实路径--基于杭州上城区实践的个案分析

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重心。对正处于大转型阶段的当下中国来说,城市治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是在充分激发城市创造性活力基础上形成社会秩序动态稳定的内生机制,既充分发挥城市作为现代经济主引擎和现代文明传播中心的功能,又有效避免城市在快速膨胀过程中成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集散地。中国城市化的特殊背景及其特殊的推进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治理难题,决定了城市治理创新的现实路径是遵循有效性原则,在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体制框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探索和建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合作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以全面整合城市治理资源,有效应对城市治理的现实挑战。     

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

本文认为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秩序结构之内,是解决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思路。为了解决目前我国存在的农村群体性事件,需要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改善社会控制手段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努力,其中积极推进农村政治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村治理体制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     

试论社会冲突法治治理的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

从理论上讲,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的争夺,蕴含着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法治的秩序价值和利益调控功能,使得通过法治手段治理社会冲突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实践证明,社会冲突的法治治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并在人类社会被广泛运用,同时相较于其他治理手段来说,社会冲突法治治理是最具权威的、有效的手段,这也是社会冲突法治治理的现实依据。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创新

农村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的最新成果，其实质是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切合了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也是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着重大机遇，但更多的挑战与问题也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加快创新相关体制机制，从不断强化合作社的组织规范化建设和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人手，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发展。一、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机遇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的产物，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党和政府强农惠农政策的指引和广大农民不懈探索的基础上产生的，代表了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新方向，必然将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然而，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毕竟处于初级阶段，其发展的外部大环境和自身制度建设都还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冲突治理的忧与思

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正在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智囊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但在面对频繁出现的社会冲突,社会组织的治理功能发挥存在较大问题,社会公信力不高。随着社会冲突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社会组织协同社会冲突治理的可行性必将大大增加,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合作伙伴关系,已成为创新当代社会冲突治理的一个基本趋势。     

“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与内地关系变化轨迹研究

近年来,部分港人与内地民众之间发生了多起冲突事件,对香港与内地关系及＂一国两制＂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创新,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在世界上都没有可资借鉴的案例和法律来参考。文章挖掘了复杂的多层次的港陆关系矛盾后面的根源,从文化、制度、法律、道德等综合层面提出了新时期港陆发展新思路,思考了进一步改善港陆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继续推动＂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解决区际文化冲突纷争的新途径。     

努力打造富有淮安特色的社会治理样板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新部署、新要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这是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从＂管理＂国家向＂治理＂国家的理念飞越,进一步彰显了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关系平等化、治理手段柔性化和治理理念法治化的发展趋势。     

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维度研究

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步兴起,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与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或政府管理,而与当代中国发展指向＂强政府、强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则应是政府与社会间伙伴式的多元治理。中国公民社会兴起呼唤源自社会本身的自我管理,它与源自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管理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之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必须牢牢把握社会转型向度,积极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理性看待公民社会,充分发掘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潜能;合理利用网络媒介,借助网络舆情拓展社会治理新平台。     

从“政府强制”走向“多元协作”:邻比冲突治理的模式转换与路径创新

典型案例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邻比冲突治理中主要采用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单一政府治理主体、政府强制性治理机制和线性治理路径,是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邻比冲突治理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诸多阻滞性因素,决定了我国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必然面临治理绩效不彰的困境。从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走向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实现邻比冲突治理模式转换和路径创新,是邻比冲突治理的必然选择。多元协作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在邻比冲突治理中引入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综合运用多元化的协作激励保障机制,根据邻避设施类型对邻比冲突采取类型化的治理路径,应能克服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诸多不足,促进邻比冲突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