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证明的证明标准

本文评析了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近期出现的否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各种理论观点。作者将诉讼证明标准划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认为诉讼证明活动不应以证明主体主观判断作为是否证明的标准。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以及诉讼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应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客观证明标准判断待证对象是否已经证明。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思考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制度和刑事证明活动的重点。当事人行使诉权、律师行使代理诉讼权、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学者们研究与评判法院判决中对查明事实的认定，都离不开证明标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范抽象，且缺乏科学性。因此，可以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确立法律真实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构建层次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的不断完善,证明标准的确定和把握已是刑事司法的关键和核心。根据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不同规定的介绍,针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分析,剖析了“客观真实”标准的不足之处,结合西方的证明标准,提出我国必须建立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使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具有层次性和可操作性。为我国的司法实践不断完善和进步,从而体现司法的公正、公平、平等。     

试析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

正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其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一般的民事诉讼相比,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证明对象、证明责任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而且证明标准与证明对象、证明     

行政复议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探析

行政复议是对有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审查的制度,审查的重点应当围绕原行政机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和适用法律是否止确进行.证据规则是行政复议的核心,行政复议程序应当围绕证据规则进行和展开.行政复议决定除少数情况外,有受司法审查的可能,一般不是终局裁定.行政复议是一类行政行为,具有行政性和全面审查性.行政复议制度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行政复议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不同于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价值选择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中规定的证明标准均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有限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研究中,也都把其认定为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间或简单地套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在实践中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往往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研究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有恰当的方法论,从价值选择的角度研究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就是其中之一,在该种方法下得出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既为法官提供了宏观指导,也符合了行政诉讼的目的,能够根据不同性质的行政案件,公平合理地作出裁判.     

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

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主体,履行其证明责任所必须达到的法律要求的程度。研究证明标准理论,完善刑事证明标准,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文章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应当构建的具体标准作了分析探讨。     

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问题上,应该直面现行"客观真实"标准的缺陷,借鉴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法中普适的法官自由心证标准。同时,不能照搬国外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而应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构建多层次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可将其设定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占优势盖然性标准、合理可能性标准,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形对应适用。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弊端与重构

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比两大法系国家及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分析出目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弊端,针对弊端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及建议。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及完善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案件事实,特别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应达到的程度标准。我国长期以来把客观真实作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本文分析了这种做法的弊端,并提出法律真实作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合理性。最后对具体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建构提出几点看法。     

刑事诉讼原告、被告证明责任差异性分析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原则上由原告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但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犯罪,或者犯罪中的某些特殊情节等,对犯罪构成中的某部分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由被告人承担则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虽然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被告方应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是与原告相比,二者在证明责任的性质、承担的时间顺序、证明的全面性、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方面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有着质的区别.     

人权的证明标准：人权政策合理性的证成——兼评米尔恩和大沼保昭的人权理论

人权，从一种启蒙精神逐渐发展成为受主权国家乃至国际组织保护的人权政策，从权利保护和救济的角度讲，这是一种权利保护明晰、维权救济适当的进步；但从权利范围、权利和权力何者优位的角度讲，人权政策的合理性有待反思和证成。这就需要探索作为人权证明标准的普遍道德标准存在的真实性和建立在一定人权标准基础上的人权体系结构问题。     

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但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并对律师介入侦查的诉讼权利进行种种限制,难以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能作用。本文着重就律师在侦查阶段应以什么身份介入侦查以及在侦查阶段应享有那些诉讼权利作了阐述并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刑事诉讼缺席审判程序的理解与适用--以比较没收程序为视角

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新增了与常规对席审判制度对应的缺席审判程序,完善了制度上的空缺。但缺席审判程序与2012年修法设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相似性与重叠性,不免引起理解与实务上的操作混乱。为准确把握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先从目的与性质出发,对与没收程序之间的关系作出梳理,厘清同一案件可以同时适用两种程序时,以对“人”为核心的缺席审判程序具有更优先的适用顺次。在此基础上,从适用要件的角度,对比两种程序,以明确缺席审判程序的基本适用要件。在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中,证明标准是不可避免需要关注的问题,但现有规定并未直接对审理中的证明标准作出规定。因此,在梳理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的关系和性质的基础上,从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出发,对缺席审判庭审中的证明标准作出建构的尝试.     

洋证明还需再认证

田先生是一家非洲公司的职员，因为工作需要，公司准备调他去非洲任职。就在出国前几天，他因为琐事和曲先生发生口角，争吵中他被曲先生打伤，在家休息了一个月。阳先生决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已的利益．起诉到法院要求曲先生赔偿医药费和误工费。打官司牵涉收入标准，田先生特意到公司开了一份收入证明，心想有了这份证据，不怕曲先生不赔。     

论非法证据证明能力及其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构建

非法证据是一种因为采用了违法取证程序而形成的证据，它的证明资格问题是当今司法界一直争议的问题。     

试析财产标准论

本文根据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指出的“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的精神,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实际,对引起财产变化的决定因素、客观因素、政策因素、思想理论因素进行了剖析,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时期内,只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把所得的财产主要用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就应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不能以财产多少作为判定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简恩格斯对物质绝对运动的证明论

一直以来,笔者心中都有一个困惑:历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都会强调的关于绝对运动的思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马克思或恩格斯是如何证明的呢?笔者认为可以在恩格斯     

斯温伯恩的新设计论证明及其理论特征

所谓＂设计论证明＂（Design Argument）,就是通过从宇宙中搜集一些具有明显的秩序性和目的性的事物,来证明一位智慧的宇宙设计师或造物主的存在。在基督教哲学中,系统的设计论证明并非始于基督教诞生之初的新约时代,而是始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并在18世纪的自然神学中得到了最充分发展,当这种古典的设计论证明遭到大卫,休谟和康德等人一再批评,并因为达尔文进化论和“科学“然主义”的兴起而趋向衰落后,一批当代基督毂哲学家又开始通过新的方法来改进和完善过去的设计论证明。在这批基督教哲学家中,以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忻学教授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me）的新设计论证明及苊对自然主义的驳斥影响最大。     

关于新时期中共党史分期的标准、原则与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始终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段的划分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二是究竟应该划分为几个阶段;三是应该怎样看待各个阶段的特点、区别与联系。能否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事关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和有关著作的编写。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