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租车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自1998年至今,我国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和放松管制之争从未停息。2016年出租车改革新政颁布,再度掀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从旧规到新政,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尤其是准入管制逐渐松绑。以倡导联盟为理论基础,将出租车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支持管制的联盟和支持放松管制的联盟,演绎了两个联盟围绕信仰和利益不断进行博弈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推动了我国近20年出租车管制政策的变迁。从政策变迁动力机制的视角入手,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变量、政治系统变量、地方政策子系统的倒逼作用以及政策取向的学习均是推动出租车政策变迁的重要动力元素。然而,受内外多种因素的束缚,出租车新政也并非完全的放松管制法案,围绕出租车政策的管制与放松管制之争将继续存在,出租车的解困之路依然不够明朗,还需各方继续探索。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动力分析——兼评多源流理论及其修正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历经了多次的修改、完善,呈现出一个变迁的过程。与倡导联盟理论与间断均衡理论相比,多源流理论更擅长解释被其他理论认为是偶然性而不加考虑的模糊性情况下的政策变迁。通过多源流理论这一分析框架来探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动力,可以发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的汇合推动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变迁,但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则是来自政治流。政治流的变化和发展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政府对政策问题建构的控制力逐渐弱化,二是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各种社会自治力量快速成长并积极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可以想见,在社会日益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政策变迁将不再是政府单一中心主导的了,而是受到来自政府、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共同推力,政策变迁将是多元主体合作行动的过程。     

论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制度约束——以保障性住房为政策行为考察域

研究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现象的意义,在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而对于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绝不仅为一个单纯的政府职能调整问题,因为地方政府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同时又需要受制度的约束。为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制度约束以及行为模式内在机制和逻辑,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借鉴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等理论,对地方政府在对待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行为转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行为变迁主要受财政体制、各级政府间的权力结构、地方利益结构等制度约束。     

观点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应急管理变迁表现出了"间断-均衡"模型的非线性变迁特征。突发事件不仅作为焦点事件吸引了政策制定主体的注意力,触发应急管理进入政策议程,而且不断将单一灾种应急管理模式引向全灾种、全流程和全主体的现代应急管理模式。从"间断-均衡"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应急管理变迁逻辑体现为"范式转换""反常积累""焦点事件推进""新理念引领"     

房价调控面临两难的深层原因

在过去十余年间,住房市场发展承担着推动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多重目标,这就使得住房调控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为使住房市场走出"调控-放松-再调控"的怪圈,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以住房保有税收政策替代限购政策,将有助于建立价格-成本调节机制;建立住房梯级供给体系,将有助于建立供给-需求调节机制;引导资金有序从住房市场流向实体经济和创业市场,促进住房市场平稳运行;建立公共投资溢价回收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府规制研究

从公共政策过程视角看,政府规制是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各种利益主体的压力、游说和直接决策者价值偏好的变化,最终决定了政府规制的政策安排及其变迁。为了维护社会和谐,需要实施利益平衡规制,完善多元利益博弈的制度平台,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抑制分利集团及其行为。     

“高位推动”模式下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时空演进——以2014-2019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文本分析为例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政策转变阶段的关键时期。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需要从"谋思路、打基础"的顶层设计阶段,演变到"攻坚克难"的政策执行阶段。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得京津冀协同治理的方式显著区别于"珠三角"等地的准市场机制。基于"三地四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文本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具有显著"高位推动"特征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即高位推动为协同治理的核心驱动力赋能、长期引导治理主体开展政策协同、重塑协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基于此,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注意高位推动作用审慎让渡市场机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尝试共建共管产业园区。     

中国慈善事业政策的变迁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慈善事业政策经历了＂整顿—禁锢—正名—倡导＂的曲折变迁过程,慈善事业政策变迁具有随着国家形势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变迁的特点,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形势变化是推动慈善事业政策变迁的重要原因。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就必须进一步优化我国慈善事业政策：政府必须逐步放松对慈善组织的管制;重新定位政府在发展慈善事业中的角色,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慈善事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结合实情和遵循政策变迁的规律。     

政策转移 如何预防失败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和政府治理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发展能量。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性、局部性政策创新成为推进政策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与此同时,政策创新的高成本与高风险特性以及地方政府政策供给能力的差异,促使地方政府青睐"跟进式"的政策转移,从而降低政策制定成本和治理风险。当前,政策转移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的一种重要政策供给方式。政策转移研究起源于政策扩散研究,早     

分享经济视角下网约车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网约车是"互联网+"的产物,是一种有别于"经典市场交易"和"科层式企业"的新经济业态。网约车服务通过对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再利用,实现了车辆的"去专用化",使用而非占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更易实现,在提高资源使用率、构建差异化服务体系、推进交通出行领域供给侧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分享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一次生动实践。《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套用旧有出租车规制模式,以"类比规制"的方式对网约车实施监管,制约了分享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看,传统出租车行业与新兴网约车行业的利益之争本质上是既得权与发展权的冲突,政府对出租车的行政许可并不意味其可以免于网约车的竞争,对网约车设置相对宽松的准入门槛和规制模式,并不构成对出租车平等保护权的侵犯,创新网约车政府规制模式具有现实依据和法律正当性。     

中央和地方权能调整的制度保障与策略选择——英国地方政府权能变迁的启示

对于解决简政放权中"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建立公法人制度符合法理论的一般要求,但鉴于新的主导理论尚未确立,要重新梳理依据当时理论建构的国家行政组织体系绝非易事。朝着这一目标努力,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能变迁的经验对于我国改革具有启示:中央政府的优势地位是国家统一、政令畅通的重要保证;中央与地方权能调整以法律为根据才能稳定持久,并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我国中央和地方权能调整宜采取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策略。     

论政府规制革新——兼论中国的现实及改革方向

规制革新包含放松规制与再规制两个方面,其中以放松经济性规制和加强社会性规制为核心.放松规制意味着由直接规制的制度框架向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制度框架全面的或部分的过渡;而再规制则要求政府加强竞争规则以及为保障特定社会价值或权利为目的的社会性规制.中国的规制革新进程应充分考虑转型经济体的特殊性,放松规制与再规制并重,推动政企真正分离与规制体制改革,以有效竞争为改革导向,并加强社会性规制的制度供给及实施.     

重庆市2002年应对入世政府改革取向建议

近年来,重庆市政府在规范政务管理及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面对入世的要求,重庆市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根据入世后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我们将2002年重庆市政府应对入世的改革取向概括为两大类别,即规制政策改革和服务职能强化。换言之,政府应通过进一步放松规制,改善宏观调控职能来加强制度和环境建设。一、实施政府规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政府规制改革在总体上应当继续朝着放松规制的方向发展,要逐步实现规制方法的合理化,规     

对出租车业政府管制政策的若干思考

随着出租车司机罢运、过劳死等事件频现报端,以及"新骆驼祥子"、"车份儿钱"等新词汇迅速传播,城市出租车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焦点。这些新闻事件与新兴词汇所共同指向的,正是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有学者将国内许多城市的出租车管制政策概括为准入歧视、总量控制与租价管制三项,其中只允许企业而不允许个人获得经营权的准入歧视政策是其关键。这三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直接关系我国出租车行业的运行与发展状况。     

我国法律规制研究

西方国家的规制理论是应市场失灵而产生,应政府失灵而改进。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以高度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元素就是引入市场经济,进行经济体制再改革,直至市场经济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体现着"政府放权",即放松规制。因此,规制的法治建设也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法律制度的性质多体现为政府控权法。如何进一步控制政府的权力,摒弃计划经济的惯性和遗产成为我国规制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务。     

法律规制让网约车更舒心

网约车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租车模式,它正不断冲击着传统出租车行业并且迅速占有市场份额。国内外传统的出租车行业,都会受到政府的管控和规制。面对这样一个新兴事物,政府应赋予网约车平台相应的监管职能,加强网约车司机的审核,完善违约责任追究制度,培养正确的法律意识,以促进网约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动力机制及其路径选择研究

"十二五"期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它的经济治理、政府规制、政府政策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中的培育与扶持作用依然十分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为此,政府应从五个方面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通过FDI效应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机制;不断完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政府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     

论福利民营化中的政府责任

福利民营化作为二十世纪以降的一股势不可挡的风潮,无论其作为回应社会权利发展趋势抑或推动政府行政革新,均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但不论根据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还是福利民营化的初衷,政府在对其社会福利的公共事务进行民营化时,仍无法摆脱其应有的责任。当然,这一责任从"执行者"转移到幕后的"决策者"和"监督者"之上。政府作为决策者的责任在于选择福利民营化的方式和规制民营化组织;政府作为监督者的责任在于福利给付过程中政府需要对民间组织给予监督,在给付不能时政府需要承担替代责任。     

乡村振兴中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差异与治理逻辑研究——基于410份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

注意力配置差异体现了乡村振兴建设中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策思路与工作重点,加快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关注并研究其背后的治理逻辑。本文以2017-2021年地方政府层面发布的410份乡村振兴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和内容分析法从时间、空间和使用策略上探究注意力配置差异并尝试解释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注意力配置水平呈现同步性、分层化和交叉化的演变特征;在空间区位上表现出由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向东北综合经济区递减的趋势;在政策工具使用中具有供给型、环境型选择偏好。在治理逻辑中,注意力竞争是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在驱动力;地方政府在中央信号机制的影响下具有纵向上适应、横向上吸收的逻辑判断与价值选择;经济偏好属性具有“塑源-合流”循环的政策影响力。由此,乡村振兴应更加关注自下而上的需求导向,简化冗余政策,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互补性,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     

政府规制的制度分析与制度创新

规制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制度性安排.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对市场进行规制的天然合理性已被"规制俘虏理论"从本质上推翻了.因此,我们在实行规制的过程中,首选应该对政府这个行为主体进行约束和限制,力图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消除制度供给过剩,弥补制度供给不足,实现制度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