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流动与"草根文化"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流动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现代社会存在着的一个普遍现象。当然,社会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一个现实载体和鲜活样本,是正在变迁着的一个片段。流动不是无意义的,流动着的不仅是人口,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包括"草根文化"。无论是在流动的启动还是流动中的经历,都渗透着文化观念的变迁,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取向。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农村社会流动与"草根文化"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进行浅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流动与社会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现代权力关系的交换属性及其超越方案

等级身份制是农业社会权力关系得以生成的根源,但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启蒙思想的设定而使权力关系的社会基础消失了。然而在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权力关系又在组织中并通过组织而被建构起来。现代组织中的权力关系不同于农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它不是一种纯粹的支配关系,而是获得了交换关系的属性。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发现了权力关系中的交换属性,这使权力制约方案的建构出现了新的契机。可是,这项科学发现仅仅是在既有组织形式和性质不变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事实上,在人类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组织——合作制组织正在生成,而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使权力与权力意志分离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权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的路径,那么权力的功能也将会呈现出全新的特征,而权力制约的问题也就会更加容易解决了。     

略论中国古代"男尊女卑"观念的法律表现

通常认为"男尊女卑"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不仅仅是伦理道德规范,而且也是法律规范,而且正是通过将之上升为法律规范后产生的强制作用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这一伦理规范的社会影响,以致这种理念根深蒂固,不仅影响了古代人,甚至在某些当代人的意识中仍留有较深印记。文章就中国古代"男尊女卑"观念的思想基础及在身份、婚姻、继承、刑事等方面的法律表现进行了考察。     

公民身份划分与等级观念同市场经济不相容

<正>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在1993年第2卷上发表冯兰瑞《“实践标准”与进一步思想解放》一文中,论到公民身份的划分与等级观念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消极影响,摘要如下: 凡人莫不有身份,问题是有些身份是人为地按照等级划分的,而且几乎是凝固不变的。这样划分的身份等级,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宪法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倒是反映了封建等级观念的残余。身份等级化的现象很普遍;诸如:首先是将全国公民按照居住地区用户籍制度区分为市民(持城镇户口本)和农民。其次,在市民中又有干部和工人之分。干部永远是干部,不犯错误不会下放劳动当工人,“能上不能下”;工人永远是工人,要想“提干”,十分不易。再次,工人中还有不同的身份。常见的是按工作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和用工形式不同而区分为全民工、集体工、正式工、临时工、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分解与保留 ——论农地“三权分置”的法律构造

通过权利分解实现其财产性功能和保障性功能的合理分化与负担,破除土地承包经营权身份依附性、地域封闭性和交易限制性的制度缺陷;同时,从创新和完善集体所有权的角度出发,强调集体土地所有权公有性质的保留,使集体经济组织在权利分置后依然保有公共发展权、土地回收权和土地收益权等。在权利结构上,分置后的土地承包权作为一项身份性财产权继续承担原有的保障功能,而对于新创设的土地经营权,应当纯化其财产权属性,着力将其推向市场。在立法上顺应“土地资本化”的流转实践,赋予承包经营权主体以明确的处分权能并开禁土地经营权抵押。     

论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对第三法域的探索

“事实上的契约关系”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争论较大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当将这一问题置于“社会法”这一第三法域来加以认识。随着社会关系被纳入三个层次的调整模式．当事人之间的个别契约只是作为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的一个片断而存在。由于当事人之间的协商空间被大大压缩．事实过程也能产生契约关系,触发一种受到社会法保护的法律关系。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理论构建——以“五大区分”推进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现

依法执政的提出使得"执政"作为一个全新概念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此相应,与执政相关的同类概念还有执政权、执政党、执政者。那么,领导与执政、领导党与执政党、领导权与执政权、执政党与执政者以及党内、党外不同领域的区分等。这五对概念是研究依法执政的关键性概念,也是促进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性因素。领导与执政属于两种行为的区分,领导党与执政党属于两种身份的区分,领导权与执政权表现为两种权力的区分,执政者与执政党表现为两种角色的区分,党内与党外表现为两个活动领域的区分。当然,这一区分也是在相互有机统一基础之上的区分,其相互之间存在着既区分又融合的关系。     

西方自由与权利的合法性来源与存在样态——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考察

西方自由与权利的合法性来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外在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只能认可而不能创制；一种是内在于国家权力，是由国家权力创制和授予的。西方自由与权利的存在样态一般也有两种，一种是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与权利；一种是普及化的、为大多民众普遍拥有的基本自由与权利。西方很早就产生了合法性来源外在于国家的自由与权利的情况，但这种自由与权利多是一种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和权利。近代英美两国自由与权利的现代化成功转型，源于将这种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与权利向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普及和开放，使得这种自由与权利为社会更多民众所普遍共享，进而推动了保障这种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宪政机制的发展；而近代法国自由与权利的现代化转型失败，源于没有将这种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与权利向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普及和开放，自由与权利没有摆脱狭隘的特权性和身份性限制，没有为社会广大阶层所普遍共享，进而也就无法推动保障这种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宪政机制的发展。     

和谐的中国之道（中）

四、和谐的着眼点——人与人的身份关系 （一）天道和谐与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从事农作的先民们时常与自然接触。所以它们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那么在他们眼里，“自然”或说“天”是什么样的呢？《豫&#183;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武。”天道阴阳规律的变化．集中表现为日月和四时的往来，既不过越又无错差，总是顺其自然而发展。体现着一种和谐有序的永恒过程。所以．自然的规律是和谐协调的．因为天地运转、日月并明、四时循环等都呈现有序和谐的状态。怀着“农”对“天”的一种崇拜和敬畏．古人认为天既是人的根本，又是人的理想；自然的规律，当然也就是人的准衡。邵子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语录》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     

论身份等级与“礼法合一”

一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的严格身份等级制度,主要反映在社会等级和家族关系两个方面。早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即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夏商西周的统治者把宗法关系与国家组织直接结合起来,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等级制度,故可称之为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     

浅析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具体而言,就是要创新政府执政理念,培育公共服务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公共服务机制;强化社会公共管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强化公共服务保障;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不具有唯一性,其权能结构与其性质相适应,不能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的权能结构硬套在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制基础、集体成员的集体共有权、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性、集体土地的资源性等特殊性质,决定了应当在公私兼顾的基础上,从民法上的财产私权性与社会法上的土地社会保障属性以及土地管理法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兼顾等多维度完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经济功能实现的权能、社会保障功能实现的权能以及因公共利益使其权能受到限制的利益补救权能,通过多项权能的体系化实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目的。     

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法经济学解读——兼论《物权法》第42条第2款及第132条之适用

现行法律未分别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标准,给《物权法》第42条第2款及第132条的适用带来了困惑。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集体土地征收应采取"二元化"的补偿模式;基于法经济学分析,在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假设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应以其市场交易的均衡价格作为补偿标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应分别采用年平均产值、失地农民转业培训标准、居民社会保障标准,作为其收入、就业及社会保障效用减损的补偿标准;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应以延期收益损失作为补偿标准;分别考量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即可确定已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征收补偿标准。     

论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先征后用原则——以公平和效益为视角

在城乡分割的土地所有权双轨制背景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牵制,国家应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一级市场,独占城市建设用地高额级差地租利益,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才公平合理。因而在城市规范区内,我国应当继续坚持城市建设用地先征后用的原则。     

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是我国当前土地制度深化改革亟需处理的重大问题之一。通过研究土地发展权的知识源流和制度变迁过程,以及其与土地所有权、土地规划管制、征收补偿标准、公共利益(比如耕地保护)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的组成部分,土地规划管制是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对土地发展权的干预和限制,而非土地发展权的来源。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返还社会并无不当,因为土地增值的出现确实与诸多社会因素有关,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为此,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要实现从"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低征高卖"方式向"市场价格补偿+合理征税"方式转变;在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的维护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要实现从"土地发展权国有化+建设用地指标管制"向"规划管制+发展权市场化交易"方式转变。     

“小产权房”面临的法律难题及其破解

"小产权房"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社会现象,然而其在建设及交易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上的难题。这些难题表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置,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亦不健全。要破解这些法律难题,应当赋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完全用益物权效力,构建城乡平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创新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制度,确保所有权权能的实现;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禁止为"商业利益"而征收;构建科学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同时政府应当让利于民。     

从土地所有制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官僚制的经济基础——一项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具有残缺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运用产权理论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帝国社会中国家（君主）掌握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所有权,社会成员拥有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由此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度残缺性特征的土地产权制度形态,阻碍了清晰的土地私有观念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因此,中国古代官僚制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是全国范围内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而政治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层面上的高度统一使得君主成为一国之内最大的地主,官僚制体系主要是作为君主王权的代理者而存在,而能否控制官僚群体对社会的提取限度则成为维系帝国王朝政权存续的基本前提.     

城市化与“入城”集体土地的归属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城中村"抑或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还是农民就地的自主城镇化,均会引发"入城"后集体土地如何归属的宪法难题。从城乡土地所有权二元格局、各农村集体地权实现能力的差异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考虑,长远来看,宪法第lO条第1款关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规定仍应维持。但基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权益严重不利的事实和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则需要以人的市民化,尤其是农民的真正市民化为基础,来对宪法第10条第1款作出新的理解,即当某一个城市的公民(尤其是原来的农民)均得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权利时,该"入城"的集体土地才能属于国家所有。这一解释不仅可以避免修法,维护宪法权威,而且也有助于农民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合乎宪法上国家所有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使命。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三重功能属性——基于罗马氏族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比较分析

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罗马氏族集体土地制度相似,糅合了公法层面的治理功能、生存保障功能以及私法层面的市场化私权功能,对集体土地上承载的这三重功能进行区分,是解决现今农村土地问题的理论前提。集体土地最初作为国家控制农村社会经济的一种政治性安排的法律治理结构,强化了农民与集体基于土地的身份关系,把保障集体内部成员的生存作为首要价值目标,并强调土地利用的平等性。集体所有模式还导致了"成员权"与"公民权"这双重身份的重叠与抵牾,这实质上反映了集体土地上保障功能与市场机能的冲突。随着农村治理结构的转变,集体土地所有权逐渐转变为具备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私权规范,立法上应对集体土地的"初始分配"与"自由流转"两个阶段进行适当区分和切割,而非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同时混同在一套农地制度之中。     

农地权利制度的和谐发展及其司法保障——基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语境

伴随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农村土地上形成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权利,一是农民集体对土地享有的集体所有权;二是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对土地所拥有的经营管理权或代表行使权;三是农民个人对土地所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农地集体所有权是农地经营管理权和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根源和基础,它影响、决定着经营管理权和承包经营权存续发展的宗旨、方向和内容。而为了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集体组织的经营管理权可以超越所有权而得以独立地发挥作用。同时,农民个人的承包经营权也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绝对性,不受农地集体所有权等的不当干预。在农村的进一步改革发展中,各方面的农地权利需要在相互联系协调中不断完善发展,形成一个严密而和谐的农地权利体系,并建立相应的司法保护体系,从而有效地推进农村的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