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香港与内地信托制度的比较研究

信托是英美法系的一种特有制度,为英国衡平法首创。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信托立法基本上是对英国信托法的全盘照搬,现已发展的相当完备。而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大陆法系的一个分支,信托制度起步较晚,目前尚存在诸多不足。因而,对香港与内地的信托制度加以比较研究,对内地信托制度的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有效构建

本文分析我国行政问责现状，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立法缺位、问责的前提条件不明确、问责随隶l}生较大、适用范围偏狭窄、责任形式不够具体明确等缺陷。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将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具有指导与实践意义。     

香港特区与内地检察制度比较研究

由于香港检察制度肇始于英美法系,和比较接近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内地检察制度相比较,其存在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本文主要从比较的角度来阐释香港特区检察制度与内地检察制度的区别,包括检察制度产生的法制渊源、检察权的主体和权力行使的范围、检察机构的设置和法律定位等几个方面的不同。     

内地与香港法律援助制度的比较

香港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框架由香港地区《法律援助服务局条例》和《法律援助条例》构成,分别由香港地区法律援助服务局和法律援助署按各自的职能负责组织实施。香港于1996年颁布《法律援助服务局条例》。法律援助服务局是基于该条例于同年成立的一个法人团体,负责监督在香港由法律援助署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并就法律援助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见。法律援助署就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向法律援助服务局负责。香港于1967年颁布《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申办程序、案件审查、实施范围等具体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香港法律援助署是基于该…     

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所谓行政问责制度是指各级行政主要责任人在其管辖和服务的主要领域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从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到今年刚刚发生的伊春空难、上海大火,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列公共事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也提醒着我们,政府在注重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坛刮起了“问责风暴”。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内地与香港监管制度的比较与思考

在“一国两制多法”的格局下，内地与香港之间在监管机构设置、监管目标、监管方法、组织押犯劳动和学习、减刑与假释制度、释后就业等方面既有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区别.内地的监管机构设置科学应予以肯定，香港的减刑、假释制度的合理因素有借鉴的价值，如果实行“严判宽执行”的刑事政策将更切合现实情况。     

引咎辞职：古代与今日的问责制度

“问责”由来 “问责”一词，早已在现代生活中受到关注，可说是从陌生走到了面熟，至少因为多闻常见而可谓似曾相识。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及完善

官员问责制在启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实践操作层面,惩治了一批不作为和滥作为的官员,给各级各类官员极大的震撼,对传统的“无过便是功”的为官之道以巨大冲击;在制度层面,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官员的问责制度,使官员问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轨道。由于问责制度尚处在草创阶段,权责不清,问责标准不明,问责主要局限于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力度不够,在问责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中外跨境行驶车辆管理之比较

车辆跨境行驶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密切周边关系的必然结果,大陆与香港车辆跨境行驶的现行相关政策在一些方面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为此提出了取消现行配额限制、改变香港道路通行规则、采用车辆自动过关系统等一系列改革建议。     

以香港為視角看兩岸四地司法協助制度

随着内地与港澳对一国两制下司法协助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和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内地和港、澳、台四地间的司法协助成效显著。尤其是近年来,两岸签署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四地间经济、文化等交流日趋紧密,涉及司法协助的案件整体上增长势头明显,数量上远超国际司法协助案件。2012年人民法院办理涉港文书送达司法协助案件1515件,涉澳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案件81件,较2008年分别上升了38.5%和72.3%。2009年6月25日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生效后,当年人民法院办理的两岸司法协助案件数量即突破1000件,此后每年都在6000件以上。四地间司法协助工作的全面开展,既有利于区际司法合作的深入推进,也为四地的融合和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动力。本期特选取温嘉明律师关于四地间司法协助制度的文章,梳理区际司法协助的法律基础和发展历程,研讨其取得的成就及尚存的不足。     

内地与香港律师管理之比较

应“内地与香港律师专业发展计划”的安排,2005年8月2日,大连市律师协会一行11人去香港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研修,经过对香港律师协会、大律师公会、律政司、立法会、委托公证人协会、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等单位为期一周的参见、参察,在香港的p.c.woo&co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与学习,对两地的律师管理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对于内地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律师管理制度的建立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1996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颁布,为内地律师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自此,内地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开始步入了专业化、规模化的…     

中国内地与香港诉讼离婚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香港在法律渊源上属于普通法系,现行法律主要沿用英国法律.其<婚姻诉讼条例>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离婚条件、离婚限制、离婚的诉讼程序及法律效力等方面均与内地婚姻法有着很大区别.在香港回归祖国后,两地居民通婚的情形日渐趋多,由此带来的婚姻家庭纠纷也日益凸现,如何协调两地因法律规定的差异所生"司法冲突",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两地法律界需认真探讨的问题.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法律地位

The nature of th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i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WTO. For the purpose of clarify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CEPA and the futur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other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ies of China, four options are brought forward: (1) To revise the PRC Foreign Trade Law, (2) to make amendment to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3) to have a special law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terregional agreements, or (4) to amend the PRC Constitution. Wang Wei,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aw, Fudan University, China. Before, he wa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holds an LL.B. from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 LL.M. from Fudan Un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n LL.M. from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Sohmen Scholar), a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law (the John and Joan Jackson Scholar). Dr. Wang wrote a number of articles on WTO law, financial law and commercial law, such as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National Treatment in China (39 International Lawyer 759–779, Fall Issue, 2005). He has spoken and chaired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in Londo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of China. Recently he acts as consultant in banking law projects, includ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香港与内地毒品犯罪量刑比较研究

为打击毒品犯罪,香港以立法中的《危险药物条例》和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准则为基础,发展出了一整套针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模式。香港的毒品犯罪量刑模式具有灵活、统一、适应对新兴毒品犯罪的量刑及符合现代刑法理论发展等诸多特点,值得内地借鉴。     

论内地与香港特区间刑事诉讼转移制度的构建

针对同一起跨境犯罪,内地与香港特区在双方根据各自刑事法律均享有刑事管辖权,且均已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时,可进行区际刑事诉讼转移,即就该案件刑事管辖权的实际行使达成共识,由一方来行使刑事管辖权,对犯罪予以追究,他方承认实际管辖方所做出的刑事判决。在"一国两制"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间开展刑事诉讼转移的刑事司法合作活动,须遵循"双重犯罪原则"、"有限的犯罪地管辖原则"和"一事不二审原则"。内地与香港特区刑事诉讼转移制度的构建,可以从包括原则、条件、程序和刑事诉讼转移的拒绝4个方面入手予以考虑。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刑事证据制度比较论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内地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在法律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分别秉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混合折衷主义诉讼制度之精华，形成了各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两岸四地的若干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据证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为内地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