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的属性、功能及其多维度分析模型

在我国已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当通过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保护劳动者罢工自由(罢工权)这种自我防护、自力救济、以压力手段调整劳动关系的权利。从权利产生的机理和其属性、功能等方面分析,可以把罢工等集体争议或产业行动权纳入“人权———法律权利”、“人权———宪法权利———劳动法上的权利”、“第一性权利(目的性权利)———第二性权利(工具性、救济性权利)”,“私法权利———公法权利———混合性权利(社会法权利)”、“政治权利———法律权利”等分析模型,深入、系统地研究;应实现有关意识形态和“治道(governance)”的转换,对罢工等集体行动不再(主要)作为政治现象而作为(转化为)法律现象、法律事件、法律过程和必要的利益表达机制加以处理。     

《欧洲人权公约》下儿童权利的保护

《欧洲人权公约》①所倡导的保护和发展人权与基本自由的理念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四项儿童基本权利的保护甚详。《欧洲人权公约》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区域性的人权公约意义非凡,虽然其仅仅只是一部区域性的人权公约,但是其所倡导的保护和发展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理念却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人权公约》虽未设置专门的章节保护儿童权利,但儿童权利在公约的执行和遵守中得到了全面、充分的保护。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机制的比较与借鉴——以《奥胡斯公约》为中心

《奥胡斯公约》是目前为止对公众参与权保护最完善的国际公约,公约全面涉及了有关公众获得环境信息权、参与决策权以及诉诸法律的权利等内容。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其对公众参与的主体、方式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借鉴《奥胡斯公约》所确立的机制,我们应当明确"公众"的范围,确立NGOs的法律地位,充分保障公众参与权和环境知情权,赋予公众诉诸法律的权利,完善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     

简析保护著作邻接权的《罗马公约》

著作邻接权,是指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及广播电视组织因传播作品而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类似著作权的权利.它是一种不同于著作权但仍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权利.随着唱片制作业的国际化、唱片发行的跨越国界以及新传播媒介的发明、应用,一种全新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使得著作邻接权(以下简称邻接权)的保护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国内立法水平上,而要求赋予全球性的保护.目前,保护邻接权的国际公约有《罗马公约》、《唱片公约》以及《卫星公约》等.各公约规定的条款虽不多,但涉及范围甚广.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剖析《罗马公约》,顺便谈及各国就实施《罗马公约》而制订的有关法律.一、《罗马公约》的产生、性质与结构(一)《罗马公约》的产生在1908年修订《伯尔尼公约》的“伯林会议”上,英国政府代表第一次提出了唱片制作者的国际性保护问题.但是,该建议并没有引起会议的重视,认为“该主体是处于工业产权与著作权之间的分界线上,列入后一种是最恰当的”.在1928年修订《伯尔尼公约》的罗马会议上,又有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意大利政府代表就曾建议:保护表演艺术家以防止广播他们的表演和防止使用机械工具复制音乐作品的“改编物”,并且建议向表演者支付“合理的报酬”.由于该建议实属新奇而未能嵌入《伯尔尼公约》,会议只是建     

论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

我国《合同法》第 2 86条规定了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该项权利属法定抵押权 ,其行使必须具备法定的条件。在行使该项权利时应注意它与一般抵押权及其他债权竞合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法》第 2 86条作出了司法解释 ,但该解释及《合同法》的规定仍有许多缺陷 ,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强化刑事法律人权保障

履行国际人权公约 ,是我国政府维护人权的法律义务。必须加强司法人员的人权意识 ,强化刑事法律人权保障功能 ,维护公民的个人基本权利 ,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为了使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严格贯彻“两权公约”的要求 ,必须在修订刑法时明确体现限制死刑精神 ,为最终取消死刑创造条件 ,并将劳动教养作为保安处分规定于刑法之中。     

关于未成年人工作与《儿童权利公约》接轨的思考

1989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全世界有192个国家参加这个公约。1992年,我国政府正式签署参加《儿童权利公约》。纵观我国未成年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在观念、政策及维权内容等方面加强与《公约》的接轨。     

海洋科学研究法律制度解析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确立的海洋科学研究法律制度,明确了海洋科学研究的原则、适用范围、科学考察船的地位,划分了海洋科学研究中沿海国与国际社会的权利。《公约》是各国海洋意志斗争妥协的产物,各国在理解和应用中存在纠纷。应根据《公约》规定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

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是有限责任公司特有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股东所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这项制度对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保护股东的既得利益以及预期利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对该项制度的模糊规定,导致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在实践中频频发生,阻碍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顺利进行。因此有必要对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探求相应的解决对策。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及挑战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我国最早签署的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核心国际人权公约。1980年7月我国就签署了这一公约,《公约》于一年后的9月对我国正式生效。该公约在我国的生效时长已经超过了30年,对我国妇女保障体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公约》的国内实施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在联合国妇女权利委员会定期审议的相关文件中可见一斑。     

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合理架构与立法规制

在律师权利体系中,具体执业权与执业保障权是律师权利的基本分类方式;具体执业权利就其来源,又可细化为固有权和代理权。固有性辩护权包括证据调查权、会见通信权、阅卷权和在场权。基于此,在立法规制方面,《律师法》规范律师权利的重点在于执业保障权;《刑事诉讼法》则侧重于具体执业权,一方面增加规定概括性的代理权,另一方面完善辩护律师的固有性辩护权。     

澳大利亚“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目前,澳大利亚在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中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迫切需要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相关法律制度也应予以修改和完善。     

多维信息

我国于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尤其是后者涉及大量的刑事诉讼原则,如:权利平等原则,司法补救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辩护权和司法援助原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对未成年人特别保障原则等。由于这两个公约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批准,体现了一种世界各国的共识,代表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可以被认为是有关刑事诉讼法的国际准则。一旦我国批准了这两个公约,依据“条约”必须信守这一古老的国际法规则,除非我国作出保留的条款,否则我国均应遵守,这就出现了     

从国际法看中国的难民工作权保护

难民议题在我国并不很受关注,但却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对难民只是进行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而难民的各项权利包括工作权尚未纳入法制的轨道.我国的难民甄别工作主要由联合国难民署驻华机构负责,这和我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符,也可能不符合公正程序的要求.中国是《日内瓦难民地位公约》的缔约国,也批准了大部分国际人权公约和多个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保护难民的工作权是我国的一项国际法义务.因此,应从难民工作权的国际法标准出发,考察我国对难民工作权的法律规定,并完善我国难民保护机制.     

论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的权利与义务

世界主要海洋国为拓展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的自由空间,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的有关规定作出了自私性和扩大性解释。这是违背海洋法公约本意的。任何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都是受限制的;沿海国对属于“海洋与科学研究”范围内“军事测量”享有管辖权;军事活动必须体现“和平目的”和相互尊重合法权利;军事活动必须优先“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在“剩余权利”分配上,沿海国处于主导和优先地位。     

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

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在刑事司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司法准则，对保证司法公正，维护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对该公约进行积极认真的研究，到条件成熟时将报全国人大讨论、批准。①本文准备就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与该公约衔接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一关于证据的取得《公约》第14条规定：“对于被指控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它是在判定对提出的任何形式指控时人人完全享有的最低限度的保证，即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的人享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儿童权利保护

《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则基本精神和法律理念上是一致的。但二者在涵义上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在关于未成年人的立法和司法工作中,将保护儿童权利的最大利益原则具体化为“未成年人优先”原则加以适用,在制定有关的法律和政策时,尽量保持与公约内在精神相一致.     

香港法院如何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香港法院裁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践为中心

香港法院针对违反《基本法》的司法审查将不只限于审查立法或行政权力对公民及政治权利的限制,也包括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限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一直是香港司法权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对回归后香港法院援引《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判决进行梳理,会发现香港法院适用公约的情况不乏实例,包括将公约作为辅助解释基本法或辅助解释一般法律的的资料、将公约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但更多时候,当事人提出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法院仅予以消极回应,尽量避免直接适用公约。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香港法院受制于自身的司法克己、《基本法》规范、香港普通法传统等因素。     

我国刑法中的人权保护及其完善

上个世纪末,我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关于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保护人权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国《刑法》有关人权保护的规定中,有许多内容与两个人权公约的规定相符合。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刑法》较好地体现了公约保障人权的精神,但仍需从司法和立法方面加以完善。     

谈谈中国古代的权利观念及其对封建法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中的权利观念，是个比较生僻的问题，学人论及不多。眼下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传统法律中只讲义务而从不讲权利。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法中只有义务观念而没有权利观念。“权利”乃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从来不懂。情况果真如此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诚然，我们已经注重到，在我国古代文字中，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一词，确实不曾存在过。在古汉语中，“权”“利”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比如《唐书》中就有“君子不喜交权利”一语，意思是说：“君子人不喜欢同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如果一定要将两个字连用，恐怕“权利”一词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