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司法适用探析

为了保障国家、公共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且对所保护的权益进行评价衡量,对于生命权等重要的权利,刑法又合法的将对抗侵害此类法益犯罪行为进行了扩大化,构成了"特殊防卫制度",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此进行了概括式规定。正因为是概括式规定,刑法有着明确的"罪刑法定"等原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便成为"特殊防卫制度"的重要课题,本文便是深入探析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剖析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难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犯罪刑法规制的新发展

《刑修(十一)》运用三种修改方式对洗钱罪构成条件进行修改,包括重点增设自洗钱行为类型入罪、增设"资产"作为洗钱行为对象类型、优化洗钱罪主观要件立法表述,对若干立法表述进行了修改。要根据是否实施洗钱行为以及与《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立法差异,以及共同犯罪与罪数原理,分别按照上游犯罪一罪处理、与其他犯罪数罪并罚、与洗钱罪数罪并罚、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数罪并罚等四种情形处理上游行为人罪数问题。要根据立法是否有特别规定,分别按照共同犯罪与单独一罪处理等两种情形处理协助洗钱行为人的罪数问题。要按照法条竞合原理和立法具体规定,妥当处理刑法第191条与第312条、第349条的适用协调问题。对跨境转移资产宜作适当扩大解释,合理运用推定规则,完善刑诉法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实体法根据。     

林某数罪如何罚?

数罪并罚制度是我国刑罚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数罪并罚制度设立的本质在于依据相关准则规定,解决行为人因触犯数罪而当处数个宣告刑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实行数罪并罚制度也是严格贯彻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从而让犯罪嫌疑人对其违法行为承担应有的刑罚处罚。本文从一起案例为基点,就数罪并罚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作一简要论述,以期在司法实务中提供参考。     

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误区——以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3款的关系为中心

未成年人能否适用无期徒刑,理论上有力的观点是否定说.其理由是,由于刑法第49条的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法定最高刑就是无期徒刑,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无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一直都肯定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无期徒刑,但缺乏正确的理由支持.否定说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法定刑和宣告刑的界限,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含义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决定未成年人的责任时,首先应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根据其法定刑,最高可以是死刑,如果不需要判处死刑,就是遵守了刑法第49条的原则.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引用第17条第3款就足够了,但是,在绝对确定的死刑的立法下,会出现制度的弊病,以及在情节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引用第49条,才能解决问题.但由于第49条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必须修正才能更好的适用.     

就判决前数罪执行中发现漏罪的并罚探讨

用刑罚对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进行评价,本身就是一个要衡量多种利益的过程,具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司法实务中,由于犯罪分子不尽相同、犯罪行为也各有特点,这更是给法条的适用带来了困难.在这其中,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就引起了颇多争议,比如,针对有期徒刑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时,由于对并罚的基准理解不同,引发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分歧[1],...     

浅析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法治的需要,我国引入了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并在我国现行《公司法》第20条进行了规定。该项制度是对公司法人独立责任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补充。但由于该制度在法律条文中的规定较为原则,且相关配套司法解释又尚未完善,以致该项制度在司法实践适用时,法官不易于操作,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刑法第264条中“多次盗窃”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按其规范功能可以分为三种法定类型,即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和作为累计载体的"多次"。刑法第264条中"多次盗窃"的"多次"显然属于第一种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将刑法第264条中的"多次盗窃"限定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两种情形。     

论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第20条明确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这是新修订的公司法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正式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从西方引入。但《公司法》在第20条对这一制度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仅靠这一原则性的规定不能在实践中很好地解决问题。尔后,公司法的三个司法解释涉及到了则以制度的内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也得到了相应的完善。但我国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研究还比较混乱,实践中仍然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致力于系统地阐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指出我国在这一制度上规定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为深入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提供自己的一些见解。     

论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对转化型抢劫罪司法解释合理性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相对负刑事责任人排除在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范围之外，这一规定既不符合刑法理论通说，也与立法解释的精神相违背。基于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区别于其他犯罪人不同的刑罚处遇要求，应当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我国刑法出罪机制不在于犯罪构成体系中，而在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中，这也成为未成年人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规范表达，应当充分重视对“但书”规定的认识和运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刑法保护路径分析——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42条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该法第四十二条引入了《刑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适用,囿于该法对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仅有四十五个条文,如何将该法之规定与刑法充分、合理的结合殊有诸多探讨之处。本文对该法第四十二条进行解读,以《刑法》的相关罪名为关注焦点,对两部法律的配合适用展开论述,以此抛砖引玉,从学理上推进两法的整体协调适用,进而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