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政治参与

群体性政治参与是社会利益群体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社会组织或以临时集结的方式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经济领域的改革所推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全局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体性政治参与体现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二是群体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大幅增加。新时期影响群体性政治参与的因素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社会利益关系调整触发了社会公众利益表达的愿望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现有的公民团体和社团组织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渠道,但人们对这些组织化渠道的利用还并不充分。我国群体性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既离不开社会层面的组织建构和发展,也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供给,即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其积极效能,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新探索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加快、农民民主意识日趋增强、群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如何扩大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党建工作中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近年来，广东省惠州市探索出了以民主提事、民主决事、民主理事、民主监事为主要内容的“四民工作法”，对扩大群众有序政治参与、引导群众合理表达利益诉求进行了成功实践，有力地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论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

政治稳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目标追求,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程度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政治稳定维系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平衡与稳定关系。其中,政治制度化水平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参与程度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使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保持平衡,才能实现政治稳定。     

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谈起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应采取切实措施.化解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其主要路径如下:提高农民政治素质,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准备主体条件;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环境;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夯实组织基础.     

政治稳定视野下的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转型进程的加快,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活动呈现扩大的态势,这在客观上对政治稳定构成了一定压力。本文分析了各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与问题,认为必须重视改善政治参与的条件,提高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减少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活动,才能达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动态统一。     

当代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类型分析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主体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根据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涵义，当代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可划分为：民意表达类型、民意代表类型、政治协调类型、村民自治类型四种类型。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扩大趋势、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单一、农民政治参与具有被动性、宗法势力和黑金势力干扰农民政治参与、部分官员随意侵犯农民的政治参与权等。这些问题根源于传统定势因素、制度滞后因素、驱力缺失因素、参与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对策探析——山西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山西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显示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正发生积极变化。但同时,在这其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即农民政治参与能力不强、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处于自发状态、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村落家族文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为解决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从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培育农民自主政治参与意识;完善制度机制,引导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乡村、县域经济和推进乡村文化教育,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四个方面提出对策。     

关于推进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几点思考

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主要途径,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公民的个人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扩大与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人民参与权实现的直接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应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以有序的政治参与化解信访难题

信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政治参与理论警示我们,不同的参与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只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才符合政治稳定的要求。当前中国信访参与陷入了种种困境,以政治参与的视角透视其成因,包括政治制度化水平低、相关法律制度不规范不健全、官本位与传统"清官"情结的影响、上访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等。鉴于此,提升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完善法律引导、大力发展政治参与型文化,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网络信访、社会组织参与等新形式就成为化解信访难题,引导公民信访参与有序化的重要途径。     

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其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主要原因,探寻合理规范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刍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以建设和谐社会为视角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农民工群体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参与正消解制度化的参与,长此以往势必酝酿巨大的社会冲突,对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当前我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大多数的群众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其过程基本上是利益侵犯--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么一个复杂的、其间不断加能的过程,因而,当前我国大多数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概括地说就是实质方面的原因和程序方面的原因。本文还具体分析了它们背后的原因,也就是为何群众利益受犯及合理利益诉求多,以及为何制度化政治参与多是低效或无效,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建议。     

基层政治参与单元有效运行的中国方案——浙江省打造“基层单元”实践经验的理论解读北大核心

在中国基层社会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如何让民众政治参与的基层单元切实有效地运转起来。浙江省“打造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的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难题:就理论意义而言,在“点线面体”的运行路径中,参与单元的小型化、秩序保障的制度化、呼吁效能的双强化、回应流程的一体化和技术支撑的数字化,是让基层参与单元切实有效地运行起来的五大关键因素;从实践价值看,这也是基层政治参与单元有效运行的一个中国方案。     

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对滕头村的个案分析

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唯一入选的乡村馆的原型,宁波滕头村以其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和成功的生态村落规划展示了和谐乡村的风采,但是其基层民主方面的运作状况如何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了滕头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图景,结论认为在滕头村基层民主的运作过程中,村党委和村委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村民的政治效能感不高,政治参与热情需要提高。同时村干部发展经济和分配物质福利的能力正日益成为获取村民支持和信任的关键衡量标准。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本分析和理性思考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为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渠道。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中的无权地位,使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甚至以上访、自杀、暴力抗争及有组织抗争等方式来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代价、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也严重影响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理清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畅通农民制度内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有效性,降低农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阶段中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增多,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地区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但是,有些地方的农民在政治参与中仍然有非制度化的现象,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涉及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方面。对此,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等举措来加以预防。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权行使特征及效果分析

政治参与是农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权行使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从参与效果看,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都有很大的提高,但也存在被动参与、民主监督弱化等问题。应进一步健全相关制度和法规,依法确保农民的选举权、决策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建设法治乡村。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在人格伦理结构下的运作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的行政制、身份制、单位制等制度化安排使得传统中国的人格伦理价值以新集体主义的形式得到实现,形成了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独特的人格伦理结构。这种结构是基层行动者们不能摆脱并赖以展开活动、进行政治运作的基本框架。本文探讨了这一结构的形成、特点、作用等,并对当代中国基层政治在这一结构下的运作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