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人是外交的核心,但既往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个人的作用。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晋三首相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执政风格。本轮大选后,"安倍一强"格局仍在持续。安倍将沿着既定战略目标,全力落实"安倍路线"。在"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驱动下,安倍人格方面的某些特质,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战斗型政治家",在发挥领导力时积极主动,以目标为指向。安倍权力需求较为旺盛,敢于直面政治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政权呈现明显的"小集团"色彩,一度注重任用"侧近"人士。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安倍注重推行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战略外交与安全保障,当前重要抓手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对美认知及偏好上,他主张亲美,但心存"怨念";对华则主张政经分离,以利益而非友好来建立新型中日关系;对朝施加压力并注重利用朝鲜因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总体来看,安倍具有复古的国家观,他身上既有鹰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对外强硬的一面,又有现实主义者极度务实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宿愿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致力于推动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他重经济,但更重外交与安全保障,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安倍治下的日本,值得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深入研究,保持一定的警惕。     

日本加快走向“情报强国”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在加紧走向＂政治强国＂、＂军事强国＂的同时,也在加紧走向＂情报强国＂。设立＂国家安全会议＂,强化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机制;整顿战后建立的情报体制,加强情报的搜集和分析能力;加紧建立太空情报体系,编织严密的卫星侦察网络;拓展对外情报合作,建立国际性情报网络。日本正从上述多个方面不断加强情报搜集的组织、体制和情报搜集功能的建设。     

后冷战时期日本海权防卫战略的转型及对中国的影响

战后日本由战败国重新崛起并成为亚太地区的海权国家,其海权战略的演变也是日本不断崛起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选择了"渐进式"海权扩张战略,目标是由战后"防卫性"的海权战略逐步转变为具有"扩张性"的海权战略,其海权战略的进攻特性愈来愈明显。本文通过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方法构建了海权战略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论证了后冷战时期日本海权战略扩张的动因及其所来自的体系层次、国家层次以及社会层次;日本海权战略转型对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打破了原有的海上政治力量平衡格局,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海洋军备竞赛,使中国面临的海洋争端复杂化。在日本海权战略转型的背景下,注重培养海洋意识,拓展海洋外交与繁荣海洋经济,建设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强大海军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必然选择。     

“情报主导警务”研究综述

"情报主导警务"战略提出后,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情报主导警务的研究逐步从以下几方面深入开展:"情报主导警务"与"信息主导警务"概念之争;"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的内容研究;"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的情报源研究;"情报主导警务"工作机制研究;"情报主导警务"战略在专门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的地区模式研究;"情报主导警务"战略发展方向的研究。     

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

日本正在发生新的战略转型,这无疑给对外政策智库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水之隔"的日本,正就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方式展开一场深刻的大讨论,其实质是建设呼应战略转型诉求的"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过程,呈现为一个由发现政策课题到政策评估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动态循环"。智库活动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外政策的质量。日本对外政策智库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严峻挑战。探寻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原因,需要将其放置于日本的战略路线、决策机制乃至社会整体中去寻求答案。通过系统考察"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既有助于构建"中国型"智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码"日本对外政策调整的新动向。     

群体事件的警示意义

接连不断的社会群体事件对中国政府调整国家发展战略提出了挑战.本文认为,"政府主导"的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模式潜伏着诸多隐患,主张政府应该及时调整发展战略,重新定位自身角色,本着"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原则,重塑社会管理模式.     

试析日本的援助理念

援助理念是塑造日本援助国际形象以及争取国内支持的重要途径，反映了日本对政府开发援助的自我定位。战后日本的援助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经历了从省厅文件到内阁决议、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其内涵则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性和侧重点。不论日本的援助理念如何变化调整，其演变的核心逻辑始终没有改变，作为外交的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外交战略，作为经济协力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落脚点始终是寻找外交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利益均衡点。     

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政治转型:中央集权抑或地方自治?

伊拉克战后重建在美军撤离后,将进入伊拉克人自己管理的"后重建"时期。在后重建时期的政治转型中,伊拉克国内政治发展面临着中央集权主义势力与地方自治势力之间的严重分歧。对于建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主义势力来说,其政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因此必须削减库尔德人在美国主导的战后重建时期获得的过多的自治权利,修改宪法的联邦主义性质,强化中央政府对国家的全面控制;而库尔德人所代表的地方自治势力则坚持维护已经获得的高度自治,并实现2005年宪法赋予其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的管辖权。双方在政治势力、领土管辖和宪法修改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但导致伊拉克"后重建"时期政治转型的方向难以确定,而且可能再次激发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并对周边国家产生负面示范效应。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

文章基于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具体内涵,阐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总保守化引发对外政策的右倾,推动了1990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的强化,并导致对外政策偏重意识形态考量;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的对外政策不断趋同,二者在有关政策的实施路径与方式上存有分歧,且并不限于两党之间,还存于两党之内;自民党政权框架下对外政策决定的“政治主导”色彩整体上得到强化,但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则对对外政策决定产生较多消极影响;内阁更迭,有利于对外政策的理性调整,虽不大可能极端改变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但过度频繁的内阁更迭必将损害对外政策的实施,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能否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满足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正确抉择的内在需求,值得关注.     

浅析日本“55年体制”的成因及其影响

1955年10月,日本左右两派社会党实现统一后,11月,两个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也实现联合,成立自由民主党。此后,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了以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以社会党为主要在野党的政治格局,史称＂55年体制＂。该体制自1955年形成到1993年崩溃,持续了38年之久。分析其形成、长期存在的原因和影响,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体制。     

战略戒拒与战略调适:日澳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中国崛起和亚太成长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这两大趋势是当前国际格局变动的最鲜明特点,并促成了两个主要亚太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调整。通过对调整中的日澳对华政策的比较分析发现,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战略戒拒"的特点,即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地区合作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戒备,拒绝与排斥中国主导的各种双边、多边倡议或地区架构安排,政策上前后矛盾、起伏不定;而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则呈现出"战略调适"的特点,开始逐步、全面、系统地转变对华政策,以适应中国崛起,其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地缘上临近与否、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国家身份认同、国内政治因素是造成日澳对华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论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

自2009年鸠山政权执政以来,日本开启了民主党执政的新时代。鸠山内阁大幅调整日本对外政策,奉行＂友爱＂外交理念,推动中日关系一度回暖。但是其继任者菅直人首相上任后,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因素,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在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以后,日本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导致中日关系跌到历史低点。日本对华外交态度的转变不仅对中日两国,更对整个东北亚安全局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

自近代以来,日本就开始探索海洋立国的方略和具体政策.经过不同历史时期长时间的酝酿、积累、争论、挫败和调整,21世纪以来其海洋战略目标和方向愈益明晰,政策行为日见具体,并形成了一套为之服务的决策体系.日本海洋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综合性战略,其核心是日美海权同盟,具体而言即以日美同盟为主轴,联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形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将日本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扩至世界各大主要海域,最终建立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等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在新的国际海洋秩序中实现海洋大国的梦想.当今日本政治出现保守化趋向,其海洋战略及政策行为也给东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亟须引起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警惕.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港澳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体制比较研究

港澳行政主导体制的法制基础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如澳门行政长官拥有更多的权力、澳门行政与立法相互制约更不平衡、澳门司法受到行政更多的制约。在现实运作方面,香港行政主导还停留在文本层面。港澳行政主导体制都需要进行改革,因香港行政长官及其领导的政府受到的制约过多,故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应着眼于如何弱化对其的制约;而澳门行政长官及其领导的政府受到的制约不足,故采取的改革措施应着眼于如何强化对其的制约。     

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轨迹初探

战后日本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国家发展战略,经过50多年的努力,已由一个残破不堪的战败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并全面实施政治大国战略,向政治一军事大国演进.纵观这一历史进程,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轨迹是十分清晰的,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善于借助外力完成国家战略的调整.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试论党历史上“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启示

为了加强统一领导,便于协调各方,克服分散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确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执政建设时期,这种领导体制被不断强化,弊端不断显露出来,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重大挫折。"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历史实践为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