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法律程序价值的再认识

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一项著名的法律制度,对世界各国的法治建设都有深刻影响。受制于对程序认识的若干偏差,人们对正当法律程序价值的认识总是带有片面性,缺乏对其真正价值的认识。程序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正当法律程序也并非工具主义的程序。从宪政意义上讲,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法治大厦的支柱之一。     

正义与理性的双重塑造--正当法律程序再思考

正当法律程序在西方宪政史乃至法律发展史上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实现法治、推进政治文明的应有之意.然而,中西学者对正当法律程序的研究中都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那便是忽视了正当法律程序的系统化理论构建,这既不利于正当程序理论的更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对现实法治实践的指导促进.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系统应包括程序正义子系统和程序理性子系统.这一系统工程的构建有赖于学界有识之士更为深入的探讨,其无论是对于法学理论本身的完善还是对我国政治法律实践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正当法律程序的法理分析

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对正当法律程序进行实证分析、价值分析 ,以深化对正当法律程序的理性认识     

论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的方法——以甘肃省地方立法为实证的分析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作为法治目标之一的“有法可依”基本实现。法律制定之后的另一项任务即是对立法质量进行跟踪评估。地方性法规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跟踪评估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所运用的方法是否正当、科学，直接关系到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结论的有效性、真实性和公正性。     

试论程序正义的价值

程序正义,也就是正当法律程序,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中有巨大影响。本文参照各派法学家的理论,尤其是贝勒斯的综合性程序价值理论和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试图挖掘程序正义较为全面的价值,包括程序正义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     

关于行政回避制度的法律思考

行政程序是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的重要支柱，是行政权运用的规则，行政公正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法律价值所在。本文选择了支撑行政公正原则的基本制度之一的行政回避制度为研究对象。首先在回顾行政回避制度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对行政回避的概念及特征进行了阐释。随后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剖析了行政回避制度的理论基础，说明了建立行政回避制度的现实意义，探讨了我国行政回避的主要内容。     

“法的正当性”语义考辨

"正当性"一词来源于伦理哲学,移用到法律领域后未能与合法性、合理性、正当等概念清楚界分."法的正当性"概念与自然法观念存在必然联系,表现为依据某种"上位法"对法律制度所作的价值评判和价值证成,并由此谋求公共领域的价值认同.评判法律正当与否的"上位法"既不是实在法本身,也不是所谓客观规律,而只能是伦理哲学和道德观念.因此法的正当性命题依循伦理的解释范式,最终归结为伦理正当性.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单边主义分析

作为传统的法律选择方法之一,单边主义方法有其特定的内涵及理论渊源,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运用,反映了国际私法价值选择中的冲突与协调。于2011年4月1日生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反映了我国国际私法理论及实践的最新成果,其中也体现出对单边主义方法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单边主义法律选择制度。     

“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基本问题

参照法治成熟国家的经验，当前中国“正当法律程序”制度的主要问题更多是集中于法律适用（实施）层面，而非法律制定层面。文章在三个层面展开“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基本问题的探讨：首先，建立正当程序的基本理念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前提；其次，加快程序规范的立法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依据；最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核心。在中国走向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应当认清“正当法律程序”的两面性，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最大限度的“抑恶扬善”，将“正当法律程序”规制的宽严与行政行为的性质等个案语境结合考量。     

论刑事起诉制度的价值

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的设定与实现程度构成对该项法律制度进行评价的准据。因此，刑事起诉制度的价值既可以指刑事起诉制度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又可以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一种刑事起诉制度是否正当、合理的标准。文章从公正、效率两方面分析刑事起诉价值。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法律的工具性解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为法律的工具性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其提供了有效的限制。法律的工具性彰显了工具理性的价值，提醒我们手段与目的不是相互独立的，法律目标的设定不能脱离其所凭借的法律工具而单独进行。法律的工具性集中关注法律目标的设定问题和法律工具的功效问题。我国应该吸取其他国家法律工具性运用的经验和教训，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运用法律的工具性以有效地达成国家目标。     

对我国正当法律程序缺失的宪政思考

正当法律程序的缺失导致我国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中轻视法律程序作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在宪法层面上树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政理念；在立法层面上贯彻正当法律程序规则意识；在法律适用上完善正当法律程序的制约机制。     

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研究综述

1991—2000年10年间，在民商法学、经济法学领域，甘肃省法学理论界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且在全国独树一帜：第一、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和一些具体法律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其代表人物为周林彬、王肃元，并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西北学派的领军人物。第二、运用比较法学的方法对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代表人物为任先行、李功国、周林彬。此外，学者对这一领域中的其他重要问题，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浅析领导干部具备的法治思维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既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需要。领导干部应当具备法律之上、职权法定、程序正当、权利义务等法治思维。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可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参与法律实践、加强法治考核、改善法治环境等途径来培养和提高。     

法史学研究方法及其在部门法中的运用

法史学的研究要还原历史，还要考察历史的演进，最后对“真实”要进行理论的分析，也就是要探求规律，探索历史演变的规律。“求得真实”也应该是部门法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是与史学研究的对象有别而已。对法律史研究成果的运用，对部门法的研究同样具有促进作用。法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对于部门法的研究同样适用。部门法的研究中，无论是采用法史学的研究成果，还是运用法史学的研究方法，都应该充分注意到其“真实”性。     

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对于法律的思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有涵摄模式、类型模式和反省模式三种思维模式。规范法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立法转向司法，与此相适应，必须关注法律人中具有独断性和终局性的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方法实现法律的价值问题，尤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法官对法律思维的建构。     

不道德行为的惩罚及其限度——对南京换偶案的法哲学分析

2010年的南京换偶案对刑法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完整的法律方法讨论也必然需要呈现案件事实与规范之对应关系背后的价值考量。这个案件所涉及的理论难点即不道德行为的惩罚难题,惩罚不道德行为的正当依据不只限于危害原则和冒犯原则,法律道德主义也能提供正当化支持,因此,南京换偶案可以适用聚众淫乱罪的规定。     

法律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

法律语言指的是全民语言在制定和实施法律和法律科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迄今为止，法律语言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目前冠以“全国”字样的研究会已不止一个，设有法律语言学博硕点的院校已超过5所，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博士点（研究方向）3个，硕士点5个，且有扩展的趋势。仅西南政法大学在校硕士生102名，已毕业81名。以此冠名的年会、学术研究会更是此起彼伏，论文、书刊亦已为数不少。但是研究者们常常叹息：这门学科的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不高。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领域，系统、科学、扎实的著述并不多见，能让法学界、司法实际部门信服的研究成果更是罕见。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正确学术理念的缺失和研究方法的不科学。在学术理念上，作为法学分支学科或至少与法学关系十分密切的研究领域的法律语言学（或法律语言研究），首先要确定其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研究目标，摆正其与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关系，此外还要甄别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并纠正某些认识上的误区。惟其如此，这个研究领域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     

对话思维在刑事公案中的运用

一个正当的法律决定必须通过理性的协商、交流与对话制度才能形成，把法律意义上的真理与通过沟通形成的共识联系起来。立法过程、诉讼程序的设计体现了对话协商的思想。在刑事公案的审理中，刑法规范的选择适用以及判决书的论证也应该以对话思维方法为出发点，对各方观点包括民意进行辨析和鉴别，理性地吸收合理部分，使公案的判决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统一。对话思维的运用必须限制在刑法的框架内，就是说，对各方意见包括公众意见的吸收，都必须能够有相关的刑法规范作为依据。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谋利要件的司法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该犯罪构成客观要件要素；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上，只要受贿人收受了请托人财物，受影响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实施了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均可构成该罪；该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包括其本身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也包括除行贿手段之外在其他程序上违法而取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