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二重性研究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表现出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设想所不同的二重性特质。本文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生成的思想基础着手,探溯其二重性产生的原因,并就古代官僚制度二重性对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进行归纳,总结出对今天政治体制完善和政治理念革新的借鉴意义。     

现代官僚制的经济性和工具性——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官僚制理论及启示

对现代官僚制作全面深刻的理解,有赖于对其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之理论文本的深入剖析。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现代官僚制理论的梳理后认为,经济性是现代官僚制兴起的原因,工具性则是官僚制的本质,这种本质又直接导致了现代官僚制的自我权力化并产生了政治与行政之争,而制度之下的人也随之被工具化。现代官僚制在创造了惊人的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官僚制下实现“人是目的”这一主题,则是马克斯·韦伯理论的永久命题。     

为理性官僚制的不足补课

人们常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两个概念混淆,其实官僚制是一种理性的行政组织管理形式,与政府及其官员表现出来的不关心群众,脱离群众不同。在现今许多西方国家都提出摒弃官僚制的时候,我们不能盲目跟风,而应结合我国自身的情况,为理性官僚制的不足补课。     

对欧盟虚以委蛇? 以公共选择视角看罗马尼亚官僚选拔

论文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框架,文讨论了罗马尼亚公共行政中的官僚选拔。全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包括:关于官僚制的韦伯式路径、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官僚制论述的回顾、制度变迁和公共官僚选拔的理论构建和关于方法论的总结。第二部分是应用部分,作者对1990至2009年期间的公务员体系立法进行了深度考察,改良了里德和库尔特(ReidKurth,1988;1989)的组织变迁理论,并将改进后的理论应用于罗马尼亚的案例。这个新理论预测,罗马尼亚政治家在加入欧盟时将低效率地维持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公务员体系,因此人们应该在2007年1月之前观察到一个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公共官僚选拔系统,以及随之而来在2007年1月之后的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论文的文献研究确认了这个预测。     

官僚职业化与人大选举的形式化比较研究

受中国封建社会世袭制等思想遗毒的影响,我国的官僚职业化在当今社会非常盛行,官僚职业化有其产生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和现实环境的影响,官僚职业化从一个侧面使人大选举流于形式化,促使了人大代表的官僚化。如果忽视官僚职业化的影响,就会影响民主法治的实现。改革官僚职业化与人大选举的形式化,将是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在这一新的视角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主题下,逐步的完善我国的官僚任命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官僚制：反思与抉择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后,学者们较为关注官僚制的前景。本文认为,官僚制尽管具有许多弊端,但它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中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仍需要官僚制精神,现代化需要秩序和稳定,中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须理性官僚制去解决。     

理性官僚制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

官僚制分为前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后官僚制三个阶段。由于受到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家产官僚制没有走向理性化,而是依旧具有其独特的传统特性。本文通过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分析,并在其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官僚制发展不足的现状,提出官僚制改革的相应对策。     

官僚制弊病的根源性分析

现代理性的官僚制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官僚制。这种官僚制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入应用，现实中的官僚制正在蜕化，官僚制弊病不断出现。官僚制弊病的产生根源于官僚制自身的缺陷，根除官僚制弊病，需要官僚制理性的回归。     

信息化对公共组织变革的影响

随着信息化的到来,官僚制度在全世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官僚制弊端如效率低下,等级多等日益地显示出来。本文指出信息化对现在组织提出的最大挑战就是组织的扁平化。     

理性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借鉴

以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为基本特征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进行结构设计时普遍遵循的原则。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的上述基本特征进行阐述,发掘隐藏在现实组织形态之中的官僚制原则的合理性,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科层化组织"的低效率,并非理性官僚制原则使然,实则是组织设计的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造成的。我国的政府公务员系统的官僚化、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因而以理性官僚制建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是一种可行的有益尝试。     

反恐背景下美国监视和情报制度的新发展——以《爱国者法》标题Ⅱ下的条款为分析对象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吸取因国家监视和情报系统缺乏合作以及无能力、无效率等缺陷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以制定《爱国者法》的方式对之进行作了重大改革:打破执法机关与情报收集机关之间的信息壁垒,改变监视和情报收集体制的分立状态;建立起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监视和情报收集制度;扩大行政机关监视和情报收集的自由裁量权,以满足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新需要。美国政府对监视和情报制度的改革增强了其在互联网时代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也将为当下中国反恐立法中相关内容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Towards measuring allocative efficiency in selected industries of India

This paper examines trends in allocative efficiency over the period 1960–1961 to 1986–1987 in seven Indian industries, namely refining and manufacture of sugar; petroleum refining; manufacture of chemicals,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locomotives and parts, locomotives, and cotton textiles. We discover that allocative inefficiency has been non zero in each industry for every year. Allocative inefficiency has not declined over time in those industries where prices are administered, whereas in industries where prices are not administered it has. Industries that are predominantly in the public sector are not necessarily characterized by greater allocative inefficiency than those that are predominantly in the private sector.     

法治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问题初论

中国法治实现的关键在于民主;中国能否长出民主的关键在于农村,今天存在子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科层化”倾向非常严重。如果希望村民能真正做到自治,村委会就不应该被“科层化”以至成为行政权力的填充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才能健康成长。     

审判权缺位和失范之检讨——中国民事诉讼发展路向的思考

The reform of civil procedure has been taken as an important topic by both scholars and judges in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Cases and judges’ practices offer material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cholars to carry out researches, which help judges find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on civil procedures. However, it is not advisable to reconstruct the absolute adversary system and pure due process in China to reduce the great power of the court.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review on the basic theory of civil procedure and overcome the inefficiency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judicial power by regulating judges  power and independence as well a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     

官僚制在中国行政组织中的缺失与发展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而中国的官僚制发展则明显不足,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父爱主义与“还地于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一个“还地于民”的过程。因为流转上的障碍,农村土地权利并未真正物权化。流转管制背后蕴藏着父爱主义理念。父爱主义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消解,反而重新抬头。但逻辑上父爱主义的预设前提并不存在,且潜伏着无效率和不自由的危险。父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土地管制所借助的三个正当化理由都有反思的必要。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为“还地于民”提供了历史契机,摒弃父爱主义有助于实现农村土地资产彻底物权化和农民身份彻底市民化,并为克服危机提供动力。     

Corruption and hold-up: the role of intermediaries

Corrupt contracts are illegal and, therefore, vulnerable to hold-up. That is, a bureaucrat who has accepted a bribe from a firm in exchange for a license may still choose not to grant the firm that license (hold-up). This paper develops a model to study the role that intermediaries play in preventing hold-up. There are two types of firms, good firms that are legally entitled to receive a license, and harmful firms that are not. Without intermediaries only good firms enter the market, and harmful firms do not enter because of hold-up. Intermediaries are legally permitted to help firms reduce their navigation costs of obtaining licenses. Thus, intermediaries increase entry of good firms. However, by utilizing the legal aspects of their transaction with good firms as leverage against the bureaucrat, intermediaries can prevent hold-up among harmful firms. Thus, intermediaries increase participation by both good and harmful firms and their welfare costs are ambiguous. Data obtained from occurrences of violations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re broadly consistent with our model.     

《管子》思想与古代自然法学说同异之研讨

《管子》思想与自然法（natural law）学说比较接近,都主张人定法需遵循一定的原则,以及承认永恒不变的原则存在。自然法学说坚称违背自然法的人定法无效力可言,并将永恒原则与人定法区别开来。管子学说主张制定法在现实中具最高效力,未有永恒原则与制定法的严格区分。双方在永恒原则的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如自然法主张平等、正义、人人得其所应得等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管子学说却将人划为君臣父子等不同的身份级别,主张不同级别间的服从及统属。     

21世纪中日侵权行为法的诸课题——以中国的法制定为契机

进行中日侵权行为法的比较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因为侵权行为法在中日两国都是极富争议的法学领域,而这种争议性集中体现在侵权责任法的目的论以及侵权损害赔偿方式上。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的实例来进行中日两国侵权行为法的比较研究: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责任、公害与环境问题、灾害问题以及战后补偿问题。本文认为,在21世纪侵权行为法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1)在许多公共侵权案件中,法和政策之间存在交叉作用的关系;(2)侵权法的新近发展,例如,经济性侵权、网络侵权、性骚扰、儿童虐待以及一些发生在家庭和学校中的所谓密室侵权等;(3)侵权案件所造成的对于个人人格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并不同于普通的身体伤害。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环境侵权法的发展。其次,在交通事故处理的案件中,有关在传统的侵权法领域之外建立综合救济体系的讨论已经开始展开,但是还有必要将这一救济体系应用在有关于自然灾害的处理过程中去,如最近频发的震灾救济和水灾救济等。而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讨论建立一整套更加广泛的公共救济机制。再次,东亚邻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环保等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对公共资源(诸如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的保护与管理中,这些环保领域的合作有助于防止"温室效应"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最后,关于战后补偿问题,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之后遗留下的有关战后补偿问题的讨论仍显不足。重新审视战后补偿问题中存在的法律与道德性责任,重新考虑战后补偿问题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救济方式这些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关系到如何防止两国人民之间仇恨心理的延续,关系到如何寻求受害人内心的宽恕,更关系到如何寻求两国之间历史性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抚顺进行的对日本战犯的效果显著的"认罪"实践,为学术界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提供了宝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