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官僚制：反思与抉择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后,学者们较为关注官僚制的前景。本文认为,官僚制尽管具有许多弊端,但它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中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仍需要官僚制精神,现代化需要秩序和稳定,中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须理性官僚制去解决。     

官僚制组织理论的认识与现实思考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进入21世纪,官僚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结合我国自身的国情分析,我们不能盲目随大流,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在我国建立官僚制仍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吸收官僚制中合理的成分,为我所用。     

对韦伯官僚制组织效率悖论的反思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在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中国行政管理模式探讨——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具有精确、稳定、纪律严明、可靠和效率高的优点,西方政府部门都是在这种模式下建立起来的,然而自70年代以后,官僚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在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官僚制的行政模式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而中国多元社会形态并存,这在客观上要求既要加强官僚制,又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中的许多原则和政策建议,从而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审视与借鉴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这一理想王国是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上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难免存在不足和弊端,出现了理想与现实冲突,并带来了一系列的官僚制危机。而对我国的行政发展来说,创建中国特色的官僚制却是当务之急,韦伯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走向后官僚制时代：公务员价值取向的转变

官僚制度下形成了官僚制组织及其成员以理性为基础的价值取向,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官僚制组织及其理论受到了冲击,新的社会需求要求政府公务员树立新的价值取向。我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对官僚制组织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的过程中,应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务员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二重性研究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表现出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设想所不同的二重性特质。本文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生成的思想基础着手,探溯其二重性产生的原因,并就古代官僚制度二重性对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进行归纳,总结出对今天政治体制完善和政治理念革新的借鉴意义。     

对欧盟虚以委蛇? 以公共选择视角看罗马尼亚官僚选拔

论文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框架,文讨论了罗马尼亚公共行政中的官僚选拔。全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包括:关于官僚制的韦伯式路径、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官僚制论述的回顾、制度变迁和公共官僚选拔的理论构建和关于方法论的总结。第二部分是应用部分,作者对1990至2009年期间的公务员体系立法进行了深度考察,改良了里德和库尔特(ReidKurth,1988;1989)的组织变迁理论,并将改进后的理论应用于罗马尼亚的案例。这个新理论预测,罗马尼亚政治家在加入欧盟时将低效率地维持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公务员体系,因此人们应该在2007年1月之前观察到一个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公共官僚选拔系统,以及随之而来在2007年1月之后的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论文的文献研究确认了这个预测。     

理性官僚制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

官僚制分为前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后官僚制三个阶段。由于受到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家产官僚制没有走向理性化,而是依旧具有其独特的传统特性。本文通过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分析,并在其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官僚制发展不足的现状,提出官僚制改革的相应对策。     

现代官僚制的经济性和工具性——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官僚制理论及启示

对现代官僚制作全面深刻的理解,有赖于对其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之理论文本的深入剖析。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现代官僚制理论的梳理后认为,经济性是现代官僚制兴起的原因,工具性则是官僚制的本质,这种本质又直接导致了现代官僚制的自我权力化并产生了政治与行政之争,而制度之下的人也随之被工具化。现代官僚制在创造了惊人的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官僚制下实现“人是目的”这一主题,则是马克斯·韦伯理论的永久命题。     

官僚制弊病的根源性分析

现代理性的官僚制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官僚制。这种官僚制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入应用，现实中的官僚制正在蜕化，官僚制弊病不断出现。官僚制弊病的产生根源于官僚制自身的缺陷，根除官僚制弊病，需要官僚制理性的回归。     

官僚主义的治理：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启示

反对官僚主义是我国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本文通过对韦伯官僚制和我国国情的分析,指出官僚制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国的问题在于官僚制不足”,提出充分发展官僚制,治理官僚主义。     

科层制属性和公共部门绩效:东南欧地区比较研究

行政合理化程度、经济增长率和公共部门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至少对于东南欧国家来说,目前仍然是研究不足的代表性领域之一。它从本质上预先假定国家行政管理中的科层属性具有经济上的影响,这种科层结构在行政集中和动态性方面或多或少近似于韦伯行政结构。截至20世纪末,该领域的文献已经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分析了超过全球35个国家的情形。但是东南欧各国没有包含在这些研究中。在此背景下,论文旨在对东南欧各国,尤其是巴尔干地区国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比较,以确定科层制属性、经济增长和治理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研究方法——"经济性科层制分析"适应于论文的研究目标,并且由"竞争性工资、内部晋升和职业稳定性、功绩性聘任"组成,其内容建立在韦伯的行政合理化原则基础之上的。论文的社会学调查在4个东南欧洲国家进行: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这4个国家是从125个相关样本中选取的,基于的标准是以上提到的国家在中央政府层面上严格的代表性水平。     

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

曹寅等人承刻钦颁<全唐诗>、<佩文韵府>二书是清初出版史上的大事.二书的刊刻地均在扬州,刊刻<全唐诗>成立的机构名"扬州诗局",刊刻<佩文韵府>成立的机构名"扬州书局",虽一字之差,实为两次组局.两次刊书活动在刊刻主持者、刊书规模、难易程度上均有着显著差异.两次刊书活动中均存在一定的搭刻私书现象,这些私书的刊刻与组局的主旨无关,故不得纳入清内府所刻书的范畴.     

我国古代封建政权治吏略论

人类历史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为中国,而尤为封建官吏制度备受世人推崇。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吏制度是中国 古代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封建制国家的产生、发达产生过重要影响。试图从中国古代封建官 吏的选任、考核、奖惩、监察等方面揭示一些带有共性的,已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可供我们现在参考、倦鉴的一些 法律和制度。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新一类经济法主体地位

非法学学科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成果交集指向其社会性和中介性,它构成了经济法上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法学视野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处于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关系中时,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该社会关系。社会中介组织的本质与经济法的宗旨、性质、价值本位等高度契合,其因此具有了新一类经济法主体的唯一身份。经济法主体视角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理论有利于解决专利权滥用、消费者隐私权保护、公益诉讼、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构建等难题。     

电子治理视野下新闻舆论监督模式的选择

在电子治理的视野中,新闻舆论监督具有自己的独特形态。当前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着一些问题。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选择建立合作监督的网络模式。     

保险资金运用法律制度研究

保险资金的有效运用,在现代保险业乃至金融业的发展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现阶段我国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严格规范,出现盲目投资,形成大量不良资产,产寿险资金混用,投资效率低下,造成保险业经营困难。各国保险资金运用规范。我国应允许保险资金运用于优质的公司债券、股票、不动产等,将比例限制引入保险法律之中。建立完善的保险资金管理体系,以法律规范行为完善资金管理体系和监管体系。     

Violence,bureaucracy and intreccio in Brazil

ABSTRACT

For Brazil’s ‘violence worker’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violence is woven into everyday practice. But violent influence flows in multiple directions; from the state to society, within the state and its agencies, from violent actors upon state bureaucrats. Real and potential violence defines the bureaucratic regime of truth, alongside the influence of a self-defined organised crime group. Using ethnographic evidence, I show some of the fissures that are wedged open through violence, and demonstrate the ways that violent uncertainty shapes a need for leverage and spheres of trust. This shows the dissonance between bureaucratic form and bureaucratic rationale, where other violence workers – ontological bureaucrats – have become an everyday part of bureaucratic rationale. What matters is no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bureaucracy,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vereign power and bureau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