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区域主义:俄罗斯联邦主义的发展

联邦制是设计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框架,其中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和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之间的横向权力关系,而垂直权力的集中与分散是识别集权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的重要标准。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向联邦制转型,经历了主权巡游阶段、联邦协议阶段、俄联邦新宪法阶段、地区封建主义阶段和准联邦制阶段。在俄罗斯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向联邦制转型的不同阶段中,联邦控制和地方自治能力一直是转型与政府改革的重点。改革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央集权的传统,反而加强中央联邦对区域的控制,并不断削减区域自治,因此,严格而言,俄罗斯是一种"准"联邦制。但是,联邦控制区域的政治目的受到外界超国家层级经济发展和俄罗斯政治传统的影响,俄罗斯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区域自治能力,促使了"新"区域主义的产生。     

美国联邦中央和州的关系

美国从一七八九年宪法生效以来,一直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现在由五十个州组成。那么,美国联邦中央与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今就州在联邦中央的地位,联邦中央与州的权限划分,联邦对各州的保障,联邦中央与州关系的发展趋势作一简述。州在联邦中的地位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司法调节功能——以美国联邦司法判例为线索

如何有效地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宪政课题,也是自古以来长期困扰我国的一个问题。化解这种难题需要我们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探索多样化的解决方案。美国在联邦制实践中形成了司法调节联邦与各州之间关系的功能,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美国联邦司法在历史上形成了众多判例,以这些判例为线索可以发现:联邦司法调节功能是通过"弹簧"机制的运作来实现的。这种机制维护了美国政治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地方的自治与繁荣。     

浅论美国联邦制的形成——联邦党与反联邦党的论战

联邦制是美国1787年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对美国的发展和强大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讨论了联邦党与反联邦党在联邦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美国联邦制形成的过程。     

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联邦制作为南斯拉夫联邦的国家结构形式,原本是南共政府为解决民族问题在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多样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然而南斯拉夫在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改革中,其联邦制的演变却最终陷入了"邦联化"的陷阱,从而在分权与集权的失衡中逐渐埋下了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祸根.     

从二元到合作——联邦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

传统的联邦分权模式强调中央和地方的二元分权，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各国的普遍趋势是联邦权力的不断扩张。本文主要以美国为例，论述联邦对于防止底线竞赛和保障各州平等的重要作用，探讨二元联邦主义向合作联邦主义的转变，并比较德国等其他联邦国家的分权模式。合作联邦主义模式表明，联邦国家和单一制国家的分权合作模式其实并没有本质差别。归根结底，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取决于中央统一立法的必要性以及对中央和地方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     

美国的地方政府

长期以来,美国联邦中央的活动掩盖了州与地方政府的活动,但这并非意味着州与地方政府不重要。州的含义十分明确,那末何谓地方政府呢?美国学者都认为州系构成联邦的单位,有其特殊地位,不能同普通的地方政府相提并论。地方政府乃指县、市、镇、乡、特别区等政府。州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美国的政府体系,有中央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三级,它们之间关系不一。中央政府与州政府是联邦关系。(详见拙作《美国联邦中央与州的关系》,本刊1984年第2期)州与其所属地方政府的关系,则采用单一政府的体制,县、市、镇、乡等均是州的下级行政区域,也是州在法律和政治上的代理机关。它们由州所建立,从州取得权力,并对州政府负责。州政府所属的下级政府,由州设置,也由州废弃,它们的权力由州所授,也由州撤回。     

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的比较——以中、美为例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表现一国的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问的组成关系,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历史渊源、国内政府关系及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划分进行比较,发现两种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所在,为当代中国建立法治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论联邦制对美国的影响

《联邦党人文集》可以说是美国人经典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正如《联邦党人文集》在正文前的出版说明中所说的,本书的论点是阐明建立中央相对集权的强大的联邦政府,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实现国内安定,促进经济繁荣,但也不过多地侵犯各州和个人的权利。联邦制解决了美国建立之初所面临的政治统一,国家安定等问题,促进了后来的经济繁荣。《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从两个方面以理性的角度论证了联邦制的优越性,并分析了邦联的缺点。因此联邦制可以说是美国统一的最好形式。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集权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实行的是行政分权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实行法律分权制,应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需要,是加强中央权威的需要,是克服现存矛盾的需要,是克服现有体制改革的万法缺陷的需要,是吸取国际经验教训的需要;该法应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其基本原则,即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应依法相互分立和依法相互监督;应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界限。     

论美国公司法的二元规制格局

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联邦与州具有不同的立法权。与公司有关的立法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沿袭英国传统,特许公司由英国国会批准设立。后来,地方当局开始具有颁发特许状的权力。美国独立之后,各州顺利成章地成为公司事务的规制主体,而联邦则一直对这一领域保持克制。随着美国公司规模的扩张,联邦政府开始进行反垄断立法,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其开端。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联邦政府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颁布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这些立法对于公司也具有规制作用,而且其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美国公司法呈现出以州为主导,联邦通过反垄断法等法律同时进行干预的二元规制格局。     

略论美国宪法的联邦主义原则和法律体系

<正> 联邦主义是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导致了美国法律体系的庞杂性,木文打算论述美国宪法联邦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联邦主义的原则,联邦法和州法的关系及其体系。     

美国的规划垂直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在美国联邦制框架内,各州内部实施单一制政府体制,地方政府享有一定自治权。州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地方规划与州规划的内容冲突和目的冲突。为解决规划垂直冲突,各州在保障州规划优先地位的同时,对于州权力进行一定限制。州必须尊重和保护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州的活动范围有一定限度。在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发言权,地方利益必须获得充分考虑。美国寻求州的整体利益与地方自主性间的平衡的制度设计,为我们思考不同层级政府规划权力配置问题提供了一定经验。     

刑罚权运作的秩序——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研究

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表现为与惩治犯罪相关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关系中出现的紊乱状态。一些地方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施行准司法解释、推出刑事司法制度创新等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统一刑事法制的离心力。合理分配刑事法制中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理顺二者关系并使之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刑事立法权的行使并通过强化司法权的方式来强化中央权力,另一方面要将脱序的地方公权力行为重新纳入到统一法制中,并主要通过强化司法权的行使实现对地方权力的制约。     

美国城市的法律地位——狄龙规则的过去与现在

狄龙规则是美国处理州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它认为城市是州立法机关的创造物,州立法机关对其组织和结构具有绝对的控制力。狄龙规则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受到各种冲击。二战后,美国各州相继确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地方相对于州而言取得了较大的自治权。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却开始通过经济渗透逐步介入地方事务,城市逐渐陷入联邦的控制。狄龙规则的变迁体现了权力制衡,地方政府在摆脱州权控制的同时又受到了联邦权力制约。     

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与立法分权

立法权与国家结构形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作为国家结构形式,都是在代表国家的中央和代表国家组成部分的地方之间进行国家权力的分配和调整,在任何一种国家结构形式之下,都存在着国家权力的分配,不同的只是分权的原则、方法、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在联邦制国家,存在着中央集权的发展趋势,在单一制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地方分权的发展趋势。     

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法治建构——以整顿地方政府驻京办为例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浅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呈现出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趋势,地方获得了更多经济和行政权力,推动了地方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但是,在这种权力分配格局下,也存在着诸如地方权力过度膨胀,权力配置不合理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包括保障中央的宏观调控地位,树立中央的权威;推动有效的地方分级管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制化、制度化。     

联邦制稳定性研究

与单一制相比较,“联邦制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如何维持联邦的稳定一直是联邦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联邦制稳定性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三条主要的路径——宪法路径、社会路径和政治路径.宪法路径将联邦制视为一种谈判机制,其核心是政府间的权力划分问题,它强调宪政结构在维持联邦制稳定过程中的作用；社会路径则关注联邦制与社会多样性之间的关联,强调各种社会因素(如基于种族、族群、语言、宗教、经济等因素而形成的认同上的差异)在维持联邦稳定过程中的作用；政治路径则认为社会路径忽视了这些社会条件得以产生的政治环境,强调政治因素(如政治结构、政党制度或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尽管在很多时候,选择联邦体制的初衷就是为了化解社会中原本就存在的各种潜在的冲突,但是,联邦制的建立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吸纳并消化这些不稳定因素.有些联邦体制本身非但无力消解这些社会性的不稳定因素,而且它自身就蕴含着各种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但无论是社会性的不稳定因素还是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只有当它们难以为体制吸纳时,它们才会成为现实的不稳定因素.     

美国为何没有“驻京办”

美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驻京办”的机构？这与美国的权力架构及游说机制有关。美国各层次的政府之间是相互隔离的。各管各的，这就把地方政府驻华（盛顿）办的必要性给抹掉了。而联邦的议员与游说集团则发挥了“驻京办”的某些功能：向中央争取地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