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缺陷及其对策分析

我国气候变化立法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的实施。目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大国际环境问题。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战略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举措。我国应当按照《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法律要求,健全和完善气候变化立法以进一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而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球治理下的空间环境法治问题

空间环境法制建构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这种法制建构的不足并非空间环境保护有效性差的根本原因.增强国际空间环境保护条约的权威性并促进国际空间环境的和谐化,需要理念上的转变以及全球治理模式的引入.国际法治理念主要包括全面预设规则、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规定性和规则至上原则.同时也需要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进行空间环境的治理,将全球公民的利益和行动紧密联系起来.     

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发展:从温室效应理论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本文考察了温室效应理论对缔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决定性影响 ,并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法律原则 (规则 )及其对国际环境立法的贡献进行了述评。     

“气候难民”的法学思考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不断加剧,《京都议定书》之后的气候变化国际应对机制尚未建立,而当前位于低洼地区的岛国已经面临被迫举国迁移的严重威胁,"气候难民"一词应运而生。但"气候难民"能否获得"公约难民"的资格和待遇,能否获得有关的救济和保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探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相应的法律路径。     

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法治化路径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能反映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既缺乏民主性,也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必须加以改革。各国可以考虑制定《国际经济合作宪章》,确立平等及相互尊重、实现共同利益和促进合作与广泛共识的法律原则;扩大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在G20机制的基础上设立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蓝本建立一整套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从而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法治化。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行的环境法解释与方案选择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制定的总体规划和实施细则,但是,由于其和其他环境法公约一样具有环境法的"软法"特质,一些《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履行机制出现了许多值得探究的边白。以"震慑型"方案还是"激励型"方案为主,需要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履行理论切入,深入剖析,对此两种方案进行理论、实证博弈分析,得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行方案的应有选择,为今后其他国际环境条约的履行提供相关指导。     

自由贸易协定:提升我国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

我国要引导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就应该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巴黎协定》之后,"自下而上"的UNFCCC外制度将快速发展,我国的气候话语权建设也不应只局限于UNFCCC,而应适时拓展。缘起于发达国家话语需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欧盟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符合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方向,《巴黎协定》的若干新规定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制度背书。虑及我国在气候和贸易问题上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适时将气候议题引入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我国在气候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具体内容的构建方面,应注意维护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地位,促进低碳产品和技术贸易的自由化,强化气候领域的环境合作,有效提升我国对国际碳市场的话语力量。     

“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共识与冲突——基于实验主义治理的解释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税收改革不仅体现为传统税收原则的失效与调整,更体现为传统税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变迁。有害税收竞争、税收规避等新治理挑战的凸显,使得旨在解决“多重征税”问题的传统税收治理体系难以为继。经合组织推动下的国际税收秩序改革共识与各国单边主义征税行为共同构成了当前“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复杂图景。如何对并行存在的共识与冲突提供整体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以分析不同机制的相互影响关系,既是全球治理理论发展并应用于具体领域的需要,也是实践方面探索“数字税”未来改革进程、实现多边共识的必要前提。文章基于全球税收治理体系演变历史的回顾与逻辑的梳理,总结了国际组织和各国参与“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多重行为,进而以实验主义治理为理论分析框架,从框架性目标设定、政策学习过程、改变现状机制这三个方面为“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提供了整体解释。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复杂机制,也有助于为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后哥本哈根时代对国际环境法的影响——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刍议

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了没有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从此人类社会步入后哥本哈根时代。《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京都议定书》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原则描绘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全球环境退化责任问题上的大致轮廓。虽然应对气候变化符合每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但又事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权益,所以该原则的地位、内容一直存有争议。从其构成要素来看,由共同责任和区别责任两个有机部分组成,但理解该原则的关键在于有区别责任原则。本文首先通过回顾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概念的演变,再结合形势探讨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以期推动该原则的改善。     

全球治理理论初探

作为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全球治理理论是国际政治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现实,它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民主要求与发展趋势,是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三方面力量在全球政治领域的博弈结果.全球治理理论也给传统政治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要求主权国家积极改变自己的传统角色,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同时造福于全人类.     

合作与牵制: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机制及其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的热点话题,各国在参与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东京议定书》中都在积极寻求制高点。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控制和实施方面,国际社会体现出合作与牵制两种表现,牵制是在谈判中的牵制,谈判是相互牵制的谈判,这两种表现中,合作是目的,牵制是手段。发展中国家要在2012年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处理好合作与牵制的关系,我国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处理好控制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与牵制的关系,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论国际气候变化法的体系化

在政治博弈和体系化的平衡中发展，是国际气候变化法演变的现实路径。尽管国际气候变化法因政治博弈的影响在规范形式上经常呈现出阶段性妥协的特征，但长期而言，体系化才是其发展和完善遵循的内在逻辑。通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结论为气候变化的规范调整提供科学基础，借助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规范体系，国际气候变化法初步形成了包含目标、原则和规则等要素在内的体系化框架。为进一步促进国际气候变化法的体系化，应通过目标体系的具体化、配套实施规则的完善以及气候变化诉讼的功能补充，增强目标体系的刚性；对以公平原则为基础的法律原则进行实质解释，将公平原则下位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视为责任分配原则，将各自能力原则视为责任履行原则，并通过国家自主贡献的评审促进具有可比性公平标准的建立；平衡各类规则的配置，适度提升适应规则、确定性规则的比重，促进《公约》框架下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的衔接。国际气候条约的缔约方会议作为整体机制“自上而下”的推动与各缔约方“自下而上”的国家实践结合，将逐步推动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化的进一步完善。     

国际气候制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重构与发展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定的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突出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上,已将这一原则作为了法律框架和基础性机制。但是各国基于对本国短期利益考虑的不同,而对该原则的理解和实施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该原则在现实中不仅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并且面临许多现实的挑战。同时,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继续,国际环境法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难以完全适应国际气候领域的诸多变化。因此,重构这一原则是势在必行的,也是成为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的关键。然而,目前国际社会提出的种种制度性设计均无法满足当前气候政治的现实要求,重构问题任重而道远。     

国际法视野下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

核能的开发利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各种核事故的发生充分表明,在核能风险治理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在相关的现有国际法规范和国际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本文通过分析核能开发利用的主权权利和风险治理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明确了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中体现核能风险全球治理的约束条件和发展路径。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风险活动领域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结合核能风险治理方面所存在着的缺陷与不足,分析构建了核能风险全球治理的具体要素和内涵,为形成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核能风险全球治理机制提出了系统建议。     

气候变化救济的审思与突破：以人权法为视角的展开

全球气候变暖不仅直接触发了环境危机,更间接地威胁到人类所享有的各项基本人权。在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尚处于行为义务的前提下,在《巴黎协定》纳入人权视角后,随着气候变化诉讼的发展,已经挖掘出人权法体系在气候变化救济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2018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关于生命权的一般性意见》,将气候变化与生命权进行对接,不仅回应了《巴黎协定》对于人权的关注,更验证了在人权法语境下为气候变化提供救济不失为一项可行性选择。尽管该视角仍然面临一些待解问题,但却可以与国际气候变化机制互为补充,为气候变化救济带来另一个维度的曙光。     

环境义务与经济权利——解读《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它体现了国际社会通过多边磋商和行为来解决温室效应,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一种努力。作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     

国际法视野下的标准治理

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转型,使国际体系呈现一体化和碎片化交织的复杂模式。而依循国际法进行的全球治理,则因其治理乏力而饱受争议。究其原因,公私治理主体间的矛盾、治理方式的僵硬,导致治理价值的受损。以标准作为全球治理的技术(以下简称"标准治理"),更好地折射出全球治理的优势和限度。一方面,多元多层级标准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增进了决策权的复制与移转,使治理方式更为灵活有序。另一方面,国家导向与市场导向权威之间的可能摩擦,恐使全球治理屈从于"排除知识落伍者"的单一治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标准治理激发了对国际法秩序,特别是国际法传统渊源的反思和重塑,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公私标准的融合、改善国际立法及其遵守,继而推动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国际性问题的有力思想工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创新发展的先进理论指导。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国际法治工作等深刻思想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丰富内容。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这些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全球化进程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显现催生了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主体既包括主权国家、联合国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处于"超级第三体系"的地位。在主权国家不能涉及和市场经济失灵的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渐显现了自身优势并且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于此同时全球化打破国际社会的疆土观念、带来通讯技术的革新、普及民主制度等,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在国际法律法规制定、国际事务的监督、国际和平安全的维护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全球行政法的进路——基于两篇经典文献的诠释

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不足以满足全球治理的需求。全球行政法超越二元体系提供了跨国规制的法律框架和全球治理的行政法范式,并且已在贸易、投资、安全、环境领域得到应用。中国高度参与全球治理,给予全球行政法的形成和适用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