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行政处罚当事人无过错之证明——由《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展开

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确立了过错推定的归责模式,属于主观归责的特殊形态,是法治的进步。然而该条款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给行政机关留下了巨大的裁量空间,为了避免行政权的滥用和怠惰,需要从规范出发为执法实践提供基准。在行政判断上,要注意从当事人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两个层面考察主观过错;规范取证认证,确保证据的合法与真实;针对不同案件类型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在判断是否具有过错时考虑相关因素;注意责任阻却事由的存在。在司法审查上,要在全面审查原则的基础上尊重行政判断,审查手段上采取“禁止恣意原则”,重点纠正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举证权的实现,需要根据不同的行政处罚程序进行类型化的设计,提供程序性保障。     

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基本原则制度的完善

以行政听证产生的背景和本质特征(程序公正)为基点，探讨我国行政处罚听证(会)程序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原则制度及其立法之不足。     

我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完善

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我国税务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的税务行政听证程序已经难以发挥保障行政处罚公正合理的功能。因此,必须从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正确看待听证制度的社会价值,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引入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概念,扩大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明确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对象,进一步扩大听证申请人的具体范围,完善告知程序和审查制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诸多方面,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及其制度——兼评《行政处罚法》中程序性规定

<正> 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规范了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程序性内容,较为全面地体现出行政程序的价值、功能及其制度,对今后制定行政程序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文试图结合该法的有关规定探讨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和制度安排,并对该法重要的程序性规定作一扼要评析。 一、行政程序法及其功能 关于程序的概念,汉语中并无非常确切而严格的定义。一般认为,它是行为的一个侧面,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指行为从起始到终结的长短不等的过程,其构成不外是行为的方式和行     

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快速、从重处罚的适用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赋予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快速、从重处罚的权力,旨在明确依法从快从重处罚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但实践中这一条款的具体适用仍面临处罚对象不明确、快速处罚程序过于简化、从重处罚边界不清等问题,难以实现尊重法律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制度目标。对此,应从明确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厘清快速处罚程序的内容,限制从重处罚裁量权等方面对快速、从重处罚制度进行完善。     

浅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的程序正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我国首次引入听证程序,其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观念。本文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两个角度论述了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体现的程序正义。     

逐步完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研究

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行政处罚的听证制度之后,这为行政处罚的公正、公开实施确定了更为重要的法律意义.为了在行政处罚中更严格、准确地执行听证制度,并且能够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必须建立更加完善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相关制度及法规.     

对《海关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的阐释与检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海关总署为了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日公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相比较而言，《暂行办法》的规定其操作性是增强了，但是，在“海关听证受理的排除性条件”、“海关听证主体”、“海关听证举证责任”、“海关听证笔录”等方面的规定却存在不合理之处。本文针对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从法理和海关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与检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完善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行政处罚的听证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本文针对现行的听证程序的不足,提出完善之处,以便更好的应用于实践。     

消防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研究

本文认为消防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包括非正式程序和正式程序,其中,正式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应根据行政处罚行为有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程度大小、听证成本与听证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步扩大。     

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功能——以上海听证制度的实施现状为例

本文在分类整理上海市截至 2 0 0 0年 6月所发生的听证案件的基础上 ,通过“要件—效果”的关联框架 ,分析了听证过程中各方参与人的主张及其被接受的制度空间和机制 ,指出该制度除了具有被期待的合法性证明和权益维护等法定功能之外 ,至少在事实上还存在着纠纷解决的功能。文章最后就听证制度所具功能的发生空间作出了归纳。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适用的几个理论"误区"

听证制度引入我国《行政处罚法》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几个主要争议问题:听证的适用范围、听证的内容、听证笔录的地位以及听证主持人的中立等进行了分析探讨,并从听证制度的地位、作用和在整个行政救济体系中的地位出发,结合国内外关于听证制度的具体规定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对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观点。     

浅谈公安行政处罚中听证程序的正确履行

本文对公安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贯彻执行的不尽人意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说明了如何在公安行政处罚中履行听证程序。     

行政罚款适用规则的体系性解释——基于《行政处罚法》第29条展开的分析

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24条确立了“一事一罚”的行政罚款适用规则,但如何适用却是争议不断。2021年修改的《行政处罚法》第29条增加了“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一句,确立了“择一重罚”的行政罚款适用规则。“一事一罚”中的“一事”是同一个违法行为,应以构成要件为认定标准,“一罚”是“罚款”,分别有基本模式、法条竞合和想像竞合三种适用情形;“择一重罚”中“择一”是在多个法律规范中选择其中一个适用,“重罚”是最高额罚款。“择一重罚”仅适用于想像竞合情形。     

浅析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

1999年,我国《合同法》将无权处分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不少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各抒己见,他们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论证可谓精彩纷呈。笔者在阅读有关专家学者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合同法》将无权处分认定为效力待定,这与民法上许多理论和制度是冲突的,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相反,如果将无权处分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可以通过违约责任、主体变更、权利瑕疵等制度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同时也维护了法律制度的统一。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是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①该条的规定一方面体现国家宽严相济的治国政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使国家司法机关能集中力量解决更为重大的犯罪,意义重大。而且该15条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本文从该条所规定的内容入手,先简单介绍了该条每款的大致内容,紧接着对每款进行深入分析,剖析每款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最后又针对每款的缺陷和漏洞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     

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若干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的有关听证程序内容过于简略化、原则化,不易操作,需要加以完善。听证适用范围应扩大到各种具体行政行为,“较大数额罚款”需重新界定;听证申请权须延伸到所有利害关系人;听证告知制度要规定告知方式及告知书的内容;听证通知制度应规定将第三人和案件调查人员作为听证通知的对象;应明确规定案件调查人员享有质证权;尽快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应充实听证中证据制度的规定,丰富听证程序适用方式。条件成熟时可将听证制度专列于《行政程序法》之中。     

论案卷排他性制度——兼论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完善

本文从案卷排他性制度基本理论入手,论证其价值内核在于保证决定者必须听证,促使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和质证权得以真正发挥作用,是听证程序的核心;并结合行政处罚本身具有的惩戒性,以及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直接影响,提出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设立案卷排他性规则的必要性。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案卷排他性制度的缺失,造成在行政处罚活动中出现了案外调查取证,单方面接触当事人等种种现象,使听证程序流于形式。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确立案卷排他性制度,设置否定性法律后果,承认并限制官方认知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