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伦理视角探析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

当下,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成为横亘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鸿沟,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政府控制行政成本,作为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改革,在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动力不足”,“难以持续”和“受益偏移”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政府行政实践活动中亟待解决的困境.本文选择以行政伦理为视角对于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以及其所面对的困境进行深入探讨,逐步探寻、揭示行政成本控制内嵌的伦理精神,分析控制困境背后所隐含的伦理缺失,并尝试为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的解决提供伦理路径,以期对控制政府行政成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黑格尔市民社会伦理观对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伦理建设的启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伦理观对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伦理建构有着重要影响。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德国,其市民社会伦理建构的发展是不能否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伦理观的功劳的。本文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市民社会的形成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市民社会的伦理建构提出了挑战,而黑格尔的这个理论就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理论资源和启示。     

和谐社会的宪政学解读——关于不断提高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几点思考

中国市民社会发育发展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决定了和谐社会状态的实现必然地要表现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路径。市民社会的和谐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及政治国家的理性运作是社会和谐状态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表现为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国封建社会至今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客观历史,决定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不同于西方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要表现为伴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化,采取由执政党政策指导的国家引导型,主要靠政府自律实现社会和谐的实际进路。     

建设参与型政府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

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有必要在继续保持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优良传统和做法的基础上,积极建设参与型政府,充分发挥作为市民社会组织形式和中坚力量的各类社团的政策倡导功能,逐步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公法回应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与之相适应,中国公法应当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和方法层面对这种变迁作出回应。     

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社会问题纷繁复杂,在政府执政和解决社会,人民群众的问题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与伦理相关的问题,涉及到的行政伦理问题非常多。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行政伦理的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建立好符合伦理道德,符合法律,能让人心服口服的行政伦理,才能根据这样的伦理解决问题,才能使得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康快速与全面,因此,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的建设困境,以及面对这些困境所应该找寻的出路,都应该被深入研究与探讨,为解决行政伦理的具体问题做出贡献。     

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

市民社会既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在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推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中国法治发展模式变革的契合促动

由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模式向政府与社会互动型法治发展模式转变是当下中国法治变革的基本方向。市民社会的成长发育,既是法治发展所需的条件,也是法治模式变革的基本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与中国法治发展模式变革之间构成的条件式契合关系,不仅能够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良和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中国法治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同时,社会管理创新在推进中国法治模式变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困境,其对法治发展的推进作用受到诸多因素制约。     

困境与重构：对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再思考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创新举措。本文从政治哲学、公共行政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资本等诸多层面分析了政府问责制的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但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实践层次较低、监督弱化及公共行政文化带有滞后性等因素的存在,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制在现实中面临许多困境。对此,我们应着力完善政府问责制的立法,强化监督机制,引入政府绩效评估,建设新型行政文化,从而建构起科学合理的政府问责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从刑法进化论视角,政治刑法、市民刑法和社会刑法既是刑法的具体类型,又是刑法与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互动进化的产物.政治刑法以身份为依据对权贵与平民进行区分,并重点保护权贵的权益,因而在罪刑规范上实行区别对待.市民刑法力图打破刑法对身份的依赖,并以社会契约为理论基础建构一种立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平等刑法,其虽然有助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不当扩张,但却存在着明显的正义困境:无法满足不同主体对社会正义的要求.社会刑法主张刑法建构的立足点是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契约,其在承认强者与弱者之基本社会分层的基础上,主张给于社会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并给强者的自由以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从而在有效矫正市民刑法之正义困境的同时,又可能带来刑法干预的不当扩张.这也决定了社会刑法只能以例外存在,并需要与市民刑法之间形成共生秩序,从而呈现出市民刑法“兼容”社会刑法的发展路线.此亦构成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论网络政治参与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作用

迅速发展和普及的网络成为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一个有效的新途径,而网络政治参与这种新的政治参与途径的优点使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网络政治参与在政府职能由行政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全球化语境下传播者职业自觉意识追问——由谈话节目理性沟通偏失引发的思考

本文指出谈话节目具有建构理性沟通的公共领域的天然节目优势功能，而当下的谈话节目偏离了这一优势功能。全球性的消费意识的影响及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呼唤谈话节目这一功能的彰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包括谈话节目在内的其它许多节目样式的指向，需要传播者把传媒作为新系统考量，需要传播者职业自觉意识的把握。     

论迁徙自由在我国的实现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宪法实践的经历,但在建国后不久,因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而取消;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对权利的要求日益迫切,同时,出于建立我国市民社会需要,恢复迁徙自由已经势在必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事实以及政府和社会公众承受改革能力的增强为迁徙自由的实现创造了良好条件;建构迁徙自由制度应该坚持自由与秩序并重,尊重市场规律和坚持法治的原则,通过宪法规定迁徙自由,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建设、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     

网络伦理学的发展与思考

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 ,人们日益认识到网络给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伦理、传统道德带来的深刻影响。研究网络伦理 ,探讨网络伦理学的发展 ,建构有中国特点的网络伦理学 ,这是时代的要求 ,社会的需要。     

中国NGO发展的社会解读——兼论NGO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公共行政改革沿着公务放权和地方分权的路径进行,而二者的实现都有待NGO组织的发展。中国NGO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敦促政府依法行政、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NGO的发展依然面临种种困境。以美国NGO发展的调研范本为依托,从社会角度探寻NGO发展困境解决的路径,最终落脚在NGO发展中的政府角色问题上,当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政治改革寻求一条可循的路径。     

中国刑法现代化践行的法文化障碍及克服——以市民社会为视角的考察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长期存在的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逐步确立。在此社会变革之中,立足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刑法现代化运动受到普遍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文化类型上的相异性使得中国现今刑法 (罚)文化自身蕴涵着“非现代性”因素,给刑法现代化践行带来了精神品性与制度建构上的双重障碍,在目前表现为一系列与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从整体社会结构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与市民社会的整体成熟。我国刑法理论要摆脱传统文化的窠臼就必须在价值取向上进行转换,而该转换是立足于我国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运动。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

黑格尔意识到主体原则的确立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通过正反合题的辩证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直接伦理贯穿着市民社会的分解而达到国家的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现代性的问题。市民社会在黑格尔解决现代性问题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限权政府的破产与中国行政法的未来

行政国的诞生意味着限权政府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破产。限权政府破产的后果是宪法基础结构由近代结构向现代结构的变迁,由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对峙结构转变为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生活全方位规制的一元主导结构。宪政的近代课题和现代课题的尴尬交织是未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历史困境所在,有待于突破。     

市民社会与刑事诉讼法的精神

法是社会精神的体现。我国正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重大社会变迁之中。"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这一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的根本目标在于: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致力于营建健康的中国市民社会。透过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惟其如此,才能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     

市民社会与现代法的精神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自主领域的日益壮大,长期形成的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传统的国家社会一体化结构将要经历一次向国家——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历史性变迁。这昭示着一个事实或一种趋势;一个现代市民社会正在中国冲破重重障碍顽强地发育、成长乃至崛起。当然,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