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思维在维稳中的意义、向度及形成

法治思维是人基于"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以法律规范和法律精神为标准,以符合法律逻辑的方式对所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形成结论的主观认识过程。运用法治思维是依法维稳的必然要求,是提高领导干部维稳能力的必备条件,是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前提。思维向度影响思维活动的方向及其总体状态。在维稳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领导干部就要坚持具有保障利益表达渠道畅通,保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权益和确保侵权要赔偿、失职要追究的思维向度。社会的法治环境与个人对法治的学习和实践是法治思维形成的重要因素。     

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司法改革

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它以合法性为起点,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法律规范、精神、逻辑为尺度。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法治思维产生并支配法治方式。人民法院在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中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各级法院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改革难题,推进司法改革。     

法治思维的误区反思与培育路径

法治思维是善治思维、规则治理思维和逻辑理性思维的统一.对法治基本内涵以及对法治理念认知理解上的偏差,一定程度影响到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和法治体系的建构.人治关系思维、权力本位思维、法律功利性思维、形式化思维以及全盘西化思维,均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和法治体系建构过程中应当予以纠正的思维误区.走出这些误区,亟需更新思维模式,彰显权力制约、公平公正和权利保障的理念,构建法治思维培育的长效机制,并以法治方式贯彻实施,促进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理想图景的实现.     

浅谈对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理解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首次被写进十八大报告,成为全党上下的共识,特别是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时代要求之下。法治日益受到重视的进程,体现着我们党对执政理念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意味着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要做到宪法法律至上。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核心是要推动理念法治化,关键是要推动权力法治化,根本是要推动市场法治化。     

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的提升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树立领导干部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树立权利义务观念,坚持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论法治中国视野下警察职业思维的定位——基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新概念,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公安机关是代表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力量,应当以此为契机构建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警察职业思维方式,运用法治思维阐释社会现象、校正执法理念,实现由政治思维、道德思维、权力思维、经济思维向法治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广大公安民警来说,选择、树立和培育法治思维就是建立一种职业的思维方式,即要求在公安执法工作中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正当程序和公平正义。     

论法律支配权力

<正> 法治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国家的公共权力都要受到法律的有效支配。所以,法治的要义就是法律要有至上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威。而我们过去的历史大都是权力大于法律,高于法律,法律为权力所任意支配的历史,法律成为掌权者的手杖。今天,我们要建立法治国家,就是要把被颠倒的权与法的关系颠倒过来。 权力与法律都是社会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支配力量,是保证社会秩序和有效运转的必要手段。     

规范基层行政执法的几点思考

规范基层行政执法首先应培育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在行政执法中树立宪法法律至上、公民权利至上和依法行政三种观念;其次,应抓住关键性的因素,即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基本素质;再次,应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包括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法律制度、改善和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强化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规范及充分利用监督主体和监督形式等;最后,应通过完善立法,防止权力滥用,要完善程序立法,规范执法主体行为,提高立法质量,增加法律法规条文的严密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完善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     

中国法治需要迈进方法论时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国方略,因此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定位,必须坚持法治这一最高原则,在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应该进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是一个讲法律理性和逻辑方法的时代。法治时代的法治理念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下,熟练掌握法律思维、法律方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使人人成为法治的缔造者。     

浅析中国法治的艰难——以法律意识的现状为视角

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在全体公众心中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增强公众的权利意识,加强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端正司法人员的法律观念。     

蒋传光：法治文化的内涵

法治文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模式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相应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行。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兼论法官的法治思维之塑造

法官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法官的思维关系到司法案件能否公正裁决,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重视法治思维、尊重法律规律是法官思维培养的必然趋势。法官的思维选择包含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既要重视法律效果,又要兼顾社会效果。在现实背景下,法官应当克服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增强对于法律的规范、逻辑的遵守。     

现代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几项法律思维

社会矛盾往往是一个综合体,因此领导干部在决策的过程中会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而在当今的法治时代,领导干部的决策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法律发生关系,所以,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还不够.现代领导干部必须十分熟悉和善于运用法律.熟悉和运用法律不仅仅要全面了解法律,而且要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处理各种矛盾.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思维.     

数字权力如何塑造法治?——关于数字法治的逻辑与使命

法学为何应该从算法研究扩展到对数字权力的研究?观察商业与国家两种应用场景下的数字技术之影响,可发现数字私权力和数字公权力已经形成,它们带来的普遍社会性风险正在威胁人权并重塑法治。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数字权力从事实和规范两个层面来看,都是具有法律性质的权力,其应该被纳入法学范畴,进而也应当被纳入法律概念体系。数字权力在接受法治控制的同时,还能够克服人类法治的固有弊端、改善人权和法治并造福人类。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数字法治有了明确而特殊的使命——利用数字权力塑造一个能够“赋能扬善”的未来法治。     

论法治建设中的运动型思维———对我国法治路径的合理性反思简

运动型思维支配下的法治活动有针对性强、集中整治和收效快的特点,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行为方面有一定的规模效用和即时效果.但从根本上看,运动型思维与法治理性、法治规律存在一定冲突,甚至可能会误导、姑息某些违法行为,破坏法律适用的平等性.所以,在转型社会之中国应逐步摒弃运动型思维和法律实用主义思维,回归稳健、规范和持续的法治理性之路.     

侵权行为究竟侵害了什么？——权利外“法益”概念质疑

法律是行为规范，只规范行为，包括积极行为规范和消极行为规范，前者即权利、权力，后者即义务。义务是权利和权力的逆向表述。法律规定权力的唯一宗旨就是保护权利。规定权利意味着必须规定权力。在本质上，法律就是对权利的规定，权力和义务均可视为权利的间接规定。权利主体行使任何权利，均是对自己人身的支配。广义的人身自由权等同于权利，狭义的人身自由权即有名权利外之权利。但人身自由权表示不定向之自由，必须通过具体行为，即定向之人身自由方能行使。定向之人身自由权即传统民法之能权。称法律确认的无名行为资格为能权不违反逻辑，称其为权利外“法益”则违反逻辑。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之比较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是两个相似却有区别的概念。法律思维是指利用法律基本概念、法律方法来对社会问题进行逻辑的、理性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为出发点,要求维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视权利为本位,以保障权利的实现为核心,让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两者虽然都推崇法律至上、都注重程序正义、本质都是逻辑思维、理性思维,但两者还存在着主体、对应概念、侧重点方面的差异。     

法治思维探析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发出关于"法治思维"的倡导,把改革开放以来法制(治)建设成就在精神层面上予以升华,是治国理政的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转换的重大历史性标志。解析"自然(理性)主义"、"分析实证主义"、"社会实证主义"等几个现代主流法治思维模式,及总结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对于深入全面理解和把握法治思维不可或缺。法治思维的结构,包括法治认知的前提要素、恪守现行法律的核心要素、定位"民间规范"的补充要素。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见诸法律实践的媒介与途径,它以是否需要和可能借助法律手段解决特定事件或案件为前提。法治方式运用中应严格贯彻实体法律和遵循正当程序,并尊重道德及"民间规范",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治思维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其一为辩证法,从发展、联系、矛盾、全面的视角进行法律考量;其二为形式逻辑方法,符合排他性的法律理由、必然性的法律三段论、融贯性的系列法律决断的要求。法治思维是两种方法紧密结合的整体思维。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与法治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源于语用学转向及语用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可辩驳性是法律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可辩驳知识结构依赖于可辩驳思维来实现应有的价值。可辩驳思维与可辩驳性具有重要的宏观法治价值：一是推动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二是提升了法律方法的内在品格,从而导向法治的方法论时代;三是优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而整体塑造法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