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飞宇小说的母性崇拜意识

在男性文本中，母性崇拜无疑是最古老、最传统、最常见的话题之一。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追溯毕飞宇小说母性崇拜意识，发现他作为男性作家身上同时兼具了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自然人”的男性，对母亲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与依赖，但作为“社会人”的男性，又会自觉地排斥母亲权威在其身上的实施。     

人性丑恶张显中被抛弃的艺术良知

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的精神，艺术精神体现出艺术良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引领下的市场文学，大多是没有任何精神内涵和精神原型支柱的世俗文学，作家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投身子世俗经济的大潮，以金钱的标准来取代文学的精神标准，制作着大量的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字。这便是金钱崇拜和肉欲崇拜的人性丑恶的张显。文学在失去精神内涵的同时是作家对艺术良知的抛弃。     

是非之心如何知善知恶？——王阳明“良知”观念的感受与认知意涵

文章的写作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阐述狭义的良知--即是非之心--的不同意涵,以及它所支撑的道德框架。文章澄清了两种类型的良知：(1)作为道德判断之能力的良知;(2)作为道德知识和标准的天理良知。此外,文章也通过现象学的描述分析良知的不同特征,良知其它的特征将在另文讨论;如(3)作为道德动力的良知;(4)作为实践能力的良知。良知的这些面相为道德情感所贯穿。第二,在对良知特征的阐释中,文章对治儒家话语中关于良知天理所出现的两种理论问题。第一种理论将王阳明的良知观念看作对特定事件的固化认知,以及即时的反应。这种解读不能真正地认可良知扩展、反思、道德培养和制度革新之可能性。第二种理论将良知理解为不具有具体内容,而仅仅是抽象的本体。通过合理地理解,即从道德情感的视角来检视时,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既认可我们总是可以触及良知的具体内容,又提供了深化与培养的可能性。     

敬天祭祖中的政教合一——析先秦文化的宗教意识

在宗法血亲礼制的社会结构的深度影响下,先秦宗教意识将昊天上帝和祖先神灵作为主要的崇拜对象,并且通过"以祖配天"的机制将两者融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贯穿这个整体的则是某种有特色的"政教合一"意向,这种凭借神性信仰的观念为人间君主的统治权威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

作为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严歌苓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了很强的对于作家自身文化身份的探寻意识。多年的国外生活、异质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冲突等人生体验使严歌苓在文学创作中一度表现出了诸多华裔作家共有的创作焦虑感和自我怀疑意识。从严歌苓的人生经历和小说作品出发，分析她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的焦虑感；通过对严歌苓小说中“我”的流失与重拾的分析，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谈其创作中的作家主体意识。最终，从严歌苓对于本土文化、本土题材的回归来看严歌苓是如何摆脱身份焦虑、完成对自我身份的建构。     

日本现代女作家的战争创伤体验与反战书写

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在艺术地再现战争创伤记忆的同时，亦使之更加丰富立体、拥有更广阔的解读空间。在日本，不论二战期间还是战败后，一些有良知的女作家借由女性身份和独到的女性视角，通过个性化的叙事还原战时记忆，展现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困境，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意识。以女性作家为研究视角，通过厘清其如何将个体的创伤经历建构为公共空间的集体的文化创伤记忆，可以揭示日本女性群像的战争创伤体验与自我重建，以及这些作家对战争的反思与控诉、对人类生存状况与命运的担忧。她们的战争创伤书写不只是简单地复写历史，抒发个体的感伤和悲痛，也在女性与战争的话语空间中不断追问战争的根源、创痛与训诫，引导日本民众反思那段疯狂的集体记忆，以唤醒人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但有些女作家的创作仍存在突显受害立场、博取同情之嫌，必须予以批判。     

王阳明的天理人欲之辨析：问题、实质及现实关怀——基于《传习录》的文本学分析

良知的＂本体＂说本身的成立还要以对人的前提预设为前提。在阳明那里,这＂天理＂与＂人欲＂有作为＂前提＂讨论的必要：一个是逻辑前提,称为＂天理在前＂,一个是＂事实前提＂,称为＂人欲在先＂。天理与人欲之所以对立是它们背后的公与私的对立。天理与人欲的现实关怀,我们可以用一个＂忧＂来作具体体认。＂忧＂可以说是内圣外王理论的现实关怀体现。     

自由行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简评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以怀特的元历史理论为支架，强调以政治权力、经济、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分析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语言的关系，挖掘被主流意识压抑的它异元素，批判、对抗后现代意识形态霸权的物化、制度化、日常化及语言异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特征。     

论萧红《生死场》的文本双重性

女性作者叙事文本往往具有矛盾的双重属性.就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而言,其身处时代急剧变迁的进程中,既被时代挟裹着前进,又在被挟裹中有了自我的觉醒,这是中国女性作家小说叙事双重性的重要体现.作为较早建立女性文学自主意识的作家萧红,其作品《生死场》的叙事双重性特征尤为突出.在《生死场》中,表面牵强的革命叙述背后,着力凸显的是女性生命的苦难.《生死场》呈现了女性与乡土的象征性和女性与动物之间的同构性.萧红一方面归附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谋求话语权威;另一方面,她又超越了这一话语,揭示了这一话语对女性命运的虚妄性.     

文学公共领域与当代文学期刊

当代文学期刊作为文学公共领域重要场所,虽然正积极地发挥着社会良知的作用,但同时也受到了市场经济与权力体制的双重压迫.当代文学期刊的出路就是在均衡市场经济与权力体制的两种力量的同时,积极探索复兴文学公共领域的生活世界与私人特征之路.     

论良法的恶性循环

人们崇尚良法,期冀良法之治,却在翘首与热望中忘却了良法亦需适宜的土壤。当良法出台后,因土壤导致的“水土不服”很可能让良法之良本身遭到质疑,这是令人尴尬的一种真实。良法如果遭遇故意误读,在司法中将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从这一视角解析实践中的许多案例,能使我们揭开隐于表象后的本质,同时打开索解之结。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为代表的 2 0年代的留日作家 ,在其作品中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风土人情、教育体制、自然景观等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这类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日本女子形象系列 ,可以讲 ,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原型     

承袭与反叛的双重变奏——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走向初探

女性主义作家从觉醒的那一刻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叛男权意识阴影笼罩下的女性形象传统,锐意于建立女性自己的话语,颠覆男性话语霸权。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在承袭与反叛的双重变奏中却形成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局面,即它一方面呐喊出了女权主义的声音,一方面又陷入崇尚女性霸权、躯体写作的尴尬境地。     

人性的权欲与犯罪

权欲是人的重要本性。有权欲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权欲绝对化，演变为权力本位，就是人性的异化，就会成为权欲型犯罪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权力本位盛行，我国权欲型犯罪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实践中，掌权者只要用权力本位指导自己的权力行为，就必然走上权欲型犯罪的道路，因为它将导致权力私有化，权力集权化，权力面子化和权力人治化。     

论明清时期女性群体渐趋自觉的创作趋向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推动,女性创作群体的创作趋向自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女性对文学创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因地域相近或是有亲缘关系等原因,不少女性已开始聚会或者结社,进行创作交流;二是女性开始自觉为自己和其他女性的作品结集和刻印.但由于时代和自身的限制,这些女性的创作并没有达到完全的自觉.     

问题、问题意识与教学中的“转识成智”——关于教学方法改革的哲学思考

问题就是自觉地“知道我们不知道”,于是就体现为主体解决问题的愿望.对问题的意蕴进行再思考,“使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就形成了问题意识.“知识爆炸”对传统的教学宗旨和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现代教学所凸显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为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提供了方向.“转识成智”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学校的课堂教学中,“转识成智”就是要注重教学过程中的问题逻辑设计,在引导学生反思的兴趣中培养能力和提升德性.     

浅论女性话语

女性话语是女性意识的反映,标志着女性对男性传统话语霸权的反抗与反拨,而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身、对自身作为一个相对于男性的群体、对自身所应享有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的认识.如果性别不会消失,性别或社会性别差异就会永远存在.强调女性主体性,不仅要改变女性对于男性的从属关系,而且要改变女性对于国家的从属关系.女性话语标志着女性对自我精神力量与价值的探寻.     

浅谈警院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本文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竞争机制使我国形势发生的可喜变化,根据我国加入WTO以后各种竞争将更加激烈的严峻形势,特别是根据目前公安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公安教育工作的体会,阐述了培养创新型公安人才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提出了在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如何根据青年学生特点,去开发、提高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观点和方法。     

论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个人化倾向——以陈染、林白为例

90年代的女性文学是在西方女性主义影响及中国女性意识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是个人化的写作方式。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的独特视角,通过近似自传的写作方式书写女性意识,抵抗男权话语。本文以陈染、林白为例,从女性文学自传性的真实私人生活的描写、忽视时代背景以及关注个体生命意识三个方面探讨女性写作的个人化倾向的表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意义及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