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辩诉交易的完善

辩诉交易是在美国刑事诉讼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的诉讼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辩诉交易,但是制度化不足。本文通过分析中美辩诉交易的不同,提出我国完善辩诉交易的途径。     

建立控辩协商程序与完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

在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借鉴外域“辩诉交易”制度,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程序,已经得到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认可。“控辩协商”程序的设立和运行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该以外域实施辩诉交易制度需要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为参照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内容,为建立和实施控辩协商程序提供制度上的支持。     

论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监督工作中对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针对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监督工作中对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在分析具体工作实际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在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监督工作中对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的具体对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参考价值。     

控辩平等之现代内涵解读

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必然引至社会规范的发展演进,而在无数种社会规范演进中,法律文化往往有着最后共同的归宿,即用法律制度凝聚和表达法律的进步与文明。控辩平等之立论,源于"平等武装(equalityofarms)"理论。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也都是从平等武装与平等对抗的层面认识和剖析控辩平等的内涵。然而,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的内涵已经有了新的丰富的发展。     

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之探讨

逐步扩大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初步确立,对抗性审判的程度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但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却日益突出,在此情形下,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这种非审判式案件处理方式,就成为我们可供考虑的选择.     

论轻刑被告人留所服刑的可协商性

轻刑被告人留所服刑诉求呈常态化,但目前司法机关并不认可该诉求的合理性,经常出现阻止该诉求的情况,消耗了大量司法资源。一审宣判时余刑3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的被告人,均有通过上诉达到留所服刑的可能性,与其围绕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大费周章,不如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对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的留所服刑诉求予以协商,探索轻刑被告人留所服刑的合法化,不仅可以从根源上消除被告人留所上诉的动机,也不失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创新。     

对我国控辩平等的检视与思考

控辩平等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只是雏形,其与国际公约和司法准则对控辩平等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控辩平等之最低标准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中,应当以控辩平等原则为基本原则,重构我国控辩关系及其相关体系,厘清控辩平等与刑事诉讼本质及其基础理论的关系,解读控辩平等的现代内涵,建立合理的刑事诉讼权力结构,扩张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培养执法者正确的司法理念与适格的职业素养,研究决策者与社会公众在控辩平等原则构建方面的互动机制,为立法和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完善死刑案件被告人辩护制度之构想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规定方匾存在许多缺陷,对关乎生命的死刑案件,这些缺陷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控辩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包括取证权不平等、会见权不平等)、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得不到充分保障、面临死刑者无法获得充分的律师帮助等.提出构建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模式、完善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充分的律师帮助权的改革思路.     

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探析——以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但是,距离控辩平衡为核心的辩护制度,我们仍然有不小的差距。新时期,检察机关应做好新时期的角色重塑和定位,从刑事诉讼原告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其次,在新刑事诉讼法颁行后保证各项制度设计达到预期效果也是调整控辩关系的有效途径。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阅卷式证据展示制度

一直以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人通过阅卷的方式,知悉案件证据及相关信息。辩护方的证据知悉权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辩护方能够在法院审判开始前充分了解到控诉方所掌握的案件证据以及其他材料。为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保障其辩护权的顺利行使,我国不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赋予辩护方阅卷权以知悉控诉方掌握的证据及其他相关材料,而且通过吸收借鉴英美法系中的经验来不断补充和完善,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有一定的问题和缺陷。本文通过对我国阅卷式证据展示制度进行简单分析并指出问题,同时对完善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浅析证据展示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制度,因此,我国采取实行怎样的证据制度,直接影响着我国的诉讼体制的构建和诉讼的效果,针对当前证据制度出现的问题,是否应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怎样建立和完善该制度,本文试图在此问题上做一些有益探讨。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而该法关于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及调查驭证权方面的变动是对我国辩护制度的一次变革,是对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突破,是刑事诉讼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新《律师法》与我国现行的《刑诉法》关于辩护制度的部分内容存在冲突,基于此,本文结合学术界的观点,将《刑诉法》与新《律师法》衔接中出现的问题及根源作简要分析。     

辩诉交易:对抗制的“特洛伊木马”?

<正>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人们惊讶地发现:辩诉交易,这一具有强烈"美国"符号的制度,不知从何时起,已经"暗度陈仓",悄然在欧洲大陆和一些拉美国家开枝散叶。〔1〕这一"意外事件"引起了比较法学家们浓厚的兴趣,原因很简单:辩诉交易在欧洲大陆算是一块"飞来石",其独特的孕育环境在欧洲大陆传统中并不存在。不明白英美对抗制所造就的独特环境,也就无法理解欧洲大陆引入辩诉交易所面临     

刑事简易程序中的控辩交流与对抗

根据新刑诉法规定,轻微刑事案件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都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两类案件的特点,其控辩交流的维度、深度及形式设置必然要有所区分,控辩对抗形式与内容也将使原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简者繁、繁者简,以真正实现新刑诉法简易程序兼顾公正与效率的立法本意。     

控辩平等原则下证据开示制度之反思

控辩平等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之一，已为大多数法治发达国家所吸收。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在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吸收控辩平等原则的合理内涵。由于人们对其确切涵义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导致在设计控辩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违背控辩平等的主张或做法。本文拟对控辩平等的涵义进行探讨，继而反思证据开示制度，以正本清源回归理性。     

庭审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合理性省思——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背景

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是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和"侦查中心主义"的产物,其理念是追求"实体真实"。该制度不符合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有违控辩平衡的诉讼原则,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和诉讼效率降低,且有侦查权僭越审判权之嫌。针对上述弊端,结合检察机关正在实行的以"案-件比"为中心的考核机制,宜尽快废除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作为补偿,应当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证据申请权,改由人民法院进行庭外调查,庭外调查的重点应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对于庭审阶段翻证的证人,不宜由侦查(调查)机关单方面询问核实,而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     

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命运——以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为视角

从立法的角度看,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疑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巨大进步,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刑事诉讼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不为过。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引起的实质性影响而言,不仅不是巨大进步,而且是严重倒退。中国的刑事辩护正面临着让立法者始料不及的艰难困境。中国目前的辩护制度状况尚无法满足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实现中国辩护律师队伍的专业化,赋予中国律师必要的辩护权利和执业保障权利,才能使得辩诉交易在中国移植后,被告人有适格的辩护律师提供帮助,以确保其在控辩协商中得到公平对待。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在一国法律制度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的对象是公、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活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作为三方参与主体的一方所享有的辩护权是其享有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该项权利的有效实现需要一套完备的制度加以保障,即刑事辩护制度。该制度一方面能够赋予被告人平等的诉讼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促进程序公正,实现司法公平与正义,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目标。     

论控辩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

现代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在追求程序正义过程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控辩平等,它要求刑事诉讼程序设计时应当考量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程序对等和力量均衡。在这一前提下,检察权的发展也伴随着辩护权的发展,二者在司法制度向前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控辩制度。本文在深入阐述了控辩权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分析我国控辩权的发展历程,探索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中控辩权的发展规律及趋势。     

中国排污权交易立法框架设想

排污交易制度(emissionstradingsystem),又称排污指标交易制度,指在特定区域内,根据该区域环境质量的要求,确定一定时期内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在此基础上,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分配排污指标,并允许指标在市场上交易。分配排污指标作为污染控制的一种方式和总量控制制度相配套,是一种体现了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环境保护新方法。排污权交易制度则将市场机制引入了污染控制领域。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至少在10个城市进行过排污权交易试点,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以及生产配额。但是,由于我国多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