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阶级性理论的新出路

法律阶级性理论,自50年代传入中国,便引发我国法理界学者的激烈争论,至今余波未息.争论主要围绕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社会性、民主性三性质之间的冲突展开,为探究法或法律是否具有阶级性、法或法律是否应当具有阶级性这两大问题,各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不少学者混淆了法与法律二词之间的区别,使法或法律的阶级性理论研究陷入混乱状态.本文旨在理清法与法律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确认阶级性的研究主体的基础上,以比较阶级性与民主性为视角,对法律阶级性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的问题进行论证分析.     

民族地区高校群体突发事件的特点及成因分析

最近几年,我国民族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不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且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极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本文致力于分析民族地区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及诱因,为民族地区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理提供理论基础,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帮助。     

论死者生前权益的法律保护

作为个体的人死亡以后 ,原先依附于其身的权益是否依然存续 ?如若存续 ,其存续形式是什么 ?当这种权益形式遭受不当侵害时 ,又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予以维护 ?近些年 ,因侵犯死者生前权益如名誉、肖像等而涉讼的案件 ,每每引起争论 ,说明有必要对与死者生前权益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法理思考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健全与完善我国维护死者生前权益的法律制度。     

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认定问题研究

日益频繁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障碍之一。在被作为常态性解决之策的非刑事手段已无法满足群体性事件中诸如故意毁坏财物、致人重伤或死亡等较为严重的附随性法律后果的规制需要时．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认定与追责，就具有了必然之义。     

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已呈高发态势。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已然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为化解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有效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需要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研究,辨析事件性质、揭示发生原因、阐释演变规律,是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前提,也是从本质上正确把握处置思路的基础。     

公益诉讼：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引擎

当今世界，文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现代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利益格局复杂化、价值观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从文化的本质来看，文化构成国家或民族的内涵，文化作为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体现其个性与魅力、理想与价值观、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等，构成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论抵押期限制度

抵押期限,是指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的有效期限。简言之,系抵押权的有效存续期限。在该期限内,抵押权人可以行使抵押权从而使债权优先获得清偿,该期限届满,抵押权随之消灭。那么,抵押权的行使是否应该受到时效限制?抵押期限的性质如何?当事人能否约定抵押期限?约定了是否有效?一、建立抵押期限制度的理论分析抵押权通常是因被担保债权的消灭、抵押物灭失、抵押物被行使抵押权而消灭。那么,抵押权的行使是否应受期限限制?在理论上历来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时效之适用客体为一切民事权利,抵押权当包含其中;否定说认为,时效对于请求权可以作为时效的客体,但物权本身则不能适用时效的规     

论聚众犯罪的特征——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在社会矛盾不断深化的当下,部分群体性事件演变、升级为一些聚众犯罪,这不仅是部分群体性事件的极端表现形式,也是当前社会矛盾的必然反应。这些由群体性事件演变而来的聚众犯罪与传统的聚众犯罪相比,呈现出"行为发生的偶发性与情绪性,行为方式的公然行与暴力性,行为主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行为演变的预谋性与组织性,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与难控性"等一些自身的鲜明特点。对这些鲜明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不仅有利于对此类聚众犯罪的分析和判断,也有利于化解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从根源上寻求群体性事件的消解与控制之道。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浅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各类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已逐渐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本文试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以新的理念和视角对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发生机制及应对之策做出分析,探讨通过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来实现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可能路径。     

利益表达视角下对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方面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利益对立的阶层,社会控制、管理机制运转不灵都必然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频度和强度。因此,群体性事件频发是社会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综合反映,是各个群体利益冲突的现实体现,是集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综合影响的结果。本文首先就群体性事件进行界定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其类型,然后对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进行阐述,分析了其功能与作用,最后在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构建的有关建议。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