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本位

民法的本位在我国有多种说法 ,但多有偏颇。应将其归纳为两个有机联系的的方面 :民法的基础是什么 ,民法调整的方法论重点是什么。其中民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这也是民法本位的核心部分 ,而对中国社会形态中的市民社会的辨别与建构对我国民法现代化有决定性作用。     

市民社会视域中的现代刑法理念

市民社会的兴起对于法治精神的旌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要适时地调整法律理念,并使之与市民社会相适应。作为法治系统中的刑事法治也必须针对市民社会带来的挑战作出及时的回应,在观念上主要是指刑法理念的转变。在市民社会语境中,刑法应当体现三大理念,即契约刑法、社会刑法和人文刑法。契约刑法,为现代刑法找寻到了正当性依据;社会刑法为实现国家对秩序的维持和再生提供了现实性的保障;人文刑法为型塑刑法的品格导引出了价值准则。     

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若干比较研究

法律基本原则作为法律中的共同现象 ,有其相同之处 ,但更多的是不同和差异。本文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入手 ,进行比较和分析 ,以期对法律原则之总体研讨有所助益     

市民社会与民法的互动关联

市民社会与民法的关系是近年来法学界研讨的论题之一。通过一种历时性的理论考察,能够揭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互动关联,指出市民社会孕育与推动了民法的成长与丰富;民法规范与保障了市民社会有秩序的自由发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化对民法的影响,以及民法在二者关系中所起的平衡作用。     

从民法现代化演进趋势看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

民法现代化的演进主要体现为民法发展的三个趋势:即民法国际化、民法的社会化和民法商事化趋势。本文从这三个趋势出发,探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对民法社会化趋势做出回应,同时应坚持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我国民法典应顺应民法国际化的趋势,制定出一部既有借鉴学习,又能立足本国,具有“原创性”的民法典;在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上,应注意处理民法典与特别法的关系,同时注意民法典中调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并重的问题等。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价值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坚持社会危害性理论不会导致对刑事法治的破坏。刑事违法性不能完全取代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功能,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刑法中依然具有独立价值。     

真善美视野下刑法的社会情感性

刑法的社会情感性是先已存在的社会情感所决定的,是犯罪问题的社会情感性所赋予的。刑法的社会情感性通过尊重客观事实而体现刑法之真,通过促进刑罚的合目的性和刑法的正义性而体现刑法之善,通过表达同情、怜悯乃至体恤而体现刑法之美。刑法的社会情感性堪当刑法的一种精神。     

风险社会刑法法益的考量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之所以被纳入刑法研究视野,根本在于风险对法益可能造成威胁。在风险社会中,刑法法益有了新的发展动向:法益精神化获得新的发展契机,超个人法益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生态法益的独立地位得以提升。法益理论发生变化,与法益理论紧密联系的以犯罪类型、违法性根据、罪责原则、刑罚目的等为主要内容的刑法理论体系亦需要随之作出相应调整。为应对风险、保护刑法法益,有必要厘正风险,以规范刑法法益的逻辑起点;容许具有社会有用性的风险存在,以恪守法益保护原则;通过法益衡量,厘清为规避风险而造成的法益冲突。     

论民法在节约型社会的价值取向

节约作为人类传统的文明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伦理、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理念。建立节约型社会需要将节约的理念引入民事法律制度,但是节约作为一种法制与民法传统价值取向产生冲突。为此,我们必须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人口与环境等社会因素的变迁,重新考量我们的民事法律价值取向,确立民法在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和公共利益的新价值观念,这对于我们社会和谐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知识产权刑法实效的社会心理背景调查与分析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逐渐得以完善，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其社会实效却不尽如人意。其中，社会公众缺乏相应的法律信仰则是影响知识产权刑法实效的社会心理障碍。从实证调查结果来看，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的认知程度、法律价值取向、法律信用度等因素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     

社会与刑法的价值追求

刑法蕴涵着静态的法律规范和通过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而达到的某种秩序或状态的双重含义,前者表明了刑法的价值,后者强调的是刑法的某种价值追求。从对刑法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入手,将刑法的价值追求定位于和谐社会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刑法的价值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统一,刑法的价值追求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实现,通过刑法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正是刑法价值追求的体现。     

安全刑法：和谐社会中的刑法新面貌

在和谐社会中，以实害犯为中心的传统刑法向以危险犯为中心的安全刑法过渡是非常必要的。安全刑法以风险伦理秩序为核心，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在构建安全刑法的体系时，应恪守适当性原则和辅助性原则。     

刑法·刑事政策·和谐社会

刑法、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法、刑事政策不仅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刑法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在于通过惩罚犯罪维护规范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于规范司法、限制国家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刑事政策不但要指导和协调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同时也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效。     

罪的转化与刑法规范的协调——刑法第333条立法缺陷的理论分析

一般认为 ,转化犯是轻罪向重罪的转化 ;那么理所当然 ,在转化犯中 ,转化以后的犯罪的法定刑应当高于转化之前的基础犯罪的法定刑 ,这样才能体现罪刑相当原则 ,否则 ,就无法实现刑法典采用罪的转化这一技术手段的目的。但是 ,作为转化犯的适例 ,我国现行刑法第 333条在法定刑的设置上 ,与其转化犯的相关条款的法定刑之间却存在极大的矛盾 ,为具体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     

政策转化为法律前的审查制度

政策转化为法律前的审查制度,是对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是否符合上位政策与上位法、转化是否具备条件等进行审查与评价的制度。政策与法之间具有双重位阶关系,这种位阶关系是政策审查的标准。政策审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审查的目的、原则、主体与对象以及程序等。     

风险社会的刑法的三个基本面相

风险社会的形成使刑法的发展驶上了由传统社会结构与（狭义的）风险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双轨道＂,刑法在风险社会展示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相,即刑事政策走向规范化,刑法被定位为安全刑法,刑法规范被塑造为行为规范。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法机能问题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刑法应积极发挥其维持社会秩序的机能.在实现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该冲突体现为自由与秩序的二律背反,其实质是个人与社会之问的对立.在和谐社会视野中,当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选择自由保障机能.     

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

与前资本主义一元社会结构相应,刑法压制性色彩浓厚,刑法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型,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征。我国当下刑法尚未完全从压制型刑法走出,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为此在二元社会与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刑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直接传承着宪法中所蕴涵的基础精神。宪法的价值、精神、理念的嬗变会直接影响到刑法价值、精神及理念的嬗变,这种嬗变可体现为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规范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直接推动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