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治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制度——以法律强行规范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影响为中心

我国民法中强行规范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限制大大缩小了私法自治的空间,严重阻碍了市场经的发展,虽然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较之以前的立法进步非凡,但与民法的理念,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还是相距甚远,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经验,重新建构这一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私法自治,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自由、和谐、稳定的制度环境。     

试论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私法根本价值之意思自治从过去的绝对自由走到了今天的相对限制,这一过程的变化实际上是自由与正义较量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正当性的要求。以社会正当性的角度出发,来阐释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总则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问题,并从权利主体、权利变动、权利客体和权利的行使四个方面分别给予了具体的阐述,以此来揭示意思自治原则之所以受到限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意思自治原则的经济分析

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制度上的自由经济体制和理论上的经济自由学说,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得以兴起的肥沃土壤。个别利益并不总是代表总体利益,经常自由并不能保证生产和交换的协调发展。意思自治这一私法原则的衰落,原因在于支持这一原则的自由经济学原理存在一定的缺陷。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现阶段,便有了特殊的使命,即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创建的主题——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法律上的理论根据。     

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任意边界刍议

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解除权相比,任意解除权有着更强的"任意性",体现着特殊情境下法律对于更高自由与效率的价值追求。然而对于合同任意解除权设立、行使等过程中的"任意限度"问题,分歧层出不穷。在权衡意思自治与合同严守原则的基础上,尝试从多重角度划定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任意"边界",有助于维系法律的公平正义,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促进实现保障自由权利和防范权利滥用双重目标。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源于私法上的契约自由理论,最初引入冲突法领域时仅限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选择。随着私法自治观念的深入,一些国家逐步将意思自治扩张适用于包括涉外合同在内的债权、物权、婚姻家庭、继承、知识产权等领域。我国2011年生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显现出了意思自治扩展适用的这一特点,但立法上的过于概括并不利于意思自治原则的正确适用。2012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完善了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由此,意思自治在我国冲突法领域的法律适用体系基本形成,并将对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实现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     

论“合同自由”的由来及理论依据

合同自由原则 ,即契约自由原则 ,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民法的四大原则之一。在契约自由原则的覆盖下 ,早在 16世纪就出现的意思自治原则便成为国际私法中合同准据法确定上的首要原则。我国在合同法颁布之前 ,有关涉外经济合同中意思自治的运用 ,吸收了国内外的最先进成果。 1999年 10月 1日颁布施行的合同法对意思自治原则做了充分的体现。     

民事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民事虚假诉讼不仅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了审判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浪费了司法资源。当前立法机关需要按照渐进性的原则积极推动法律修改和完善,以实现对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特别是对严重虚假诉讼行为的刑法规制。     

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法的人本化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婚姻家庭一章的规定体现着人本主义的趋向。文章从对比我国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立法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在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立法上的人本化趋向。     

物权冲突法中的意思自治与第三人利益保护——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物权法在本质上属于强行法的范畴,但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任意法性质,涉外物权的法律适用亦可在一定范围内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但基于物权的绝对权、对世权性质,涉外物权法律关系在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时应同时注意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从而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应作出相应的完善,在规定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应关注第三人利益保护。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研究

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经生效的错误裁判的救济制度,通过弱化和冲击民事裁判的终局性法律意义,对权利遭受损害的当事人予以特殊救济,有利于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判,维护司法公正。随着社会司法需求逐渐增加,民事再审启动的主体显得愈加重要,这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能否切实得到保障。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启动制度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忽视了当事人的私权利,这和保护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存在着悖离。基于这样的现实,本文围绕各启动主体的现状展开讨论,对重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提出了设想,通过提升当事人的诉权、限制检察院启动再审、取消法院启动再审的权力,从而对再审制度进行改革,使其真正能够为当事人的正当权利提供充分的救济。     

发展中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在一般商业合同领域，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呈现出逐渐放松的趋势；在国防贸易和某些特殊类型的合同中；该原则得到某种程度的排除和限制，同时该原则已进入涉外民事领域。我国对该原则的选用仅限于合同领域和管理权领域，而且有关的立法规定还过显简单和单薄。由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拟作的《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五稿）必将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与实践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意思自治精神与法官的角色

意思自治精神一般要求法官在民事纠纷审判过程中原则上只是在双方意见不一致而提出请求裁定申请时才进行介入。但在我国民事审判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精神却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领域,法庭投入了较大的热情,积极调查取证、询问证人,去发现案件事实,甚至不惜违背作为现代审判基础的不告不理原则。笔者针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建议在我国民事审判中明确规定“积极否认事实的自白”以及“权利自白”的法律效力。     

论民事审前程序的法理基础

民事审前程序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阶段因其本身具有提高诉讼效率、增强审判的公正性等重要作用,使得对其法理基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法的公正、效率、自由、平等、秩序进行深入剖析,明确其作为民事审前程序的法理基础对民事主体权利的保障及民事审前程序的进一步完善有积极的作用.     

论合伙的地位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合伙作为一种经营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实中合伙的处境却及其尴尬———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参与民事活动,另一方面又因主体地位不明,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利保障。因此应首先承认其民事主体资格,然后区分其与自然人、法人的区别,赋予其与自然人、法人平行的民事主体资格,以保障合伙的利益。     

试论高等学校与行政诉讼

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以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为标志的一系列发生在教育领域的行政诉讼案,引发了法学界和教育学界对高等学校与行政诉讼的深入思考。高等学校究竟是否可以成为适格的行政主体?如何在保障高等学校自主办学,保障学术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发挥司法能动添补法律真空,为弱势群体提供行政救济?理清这些问题,对于帮助我们树立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的思想,认识我院现行的学生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提高管理水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公司章程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章程是公司法中一项复杂、重要的问题。其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公司法的各个重要方面。自公司法颁布以来，司法实务中出现了许多有关公司的新型、疑难案件，亟待从理论上寻求支持。产生案件纠纷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一经仔细分析研究，就会发现很多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与公司章程有关，归根到底，是对章程的认识不足而导致的诸多不规范。本文正是选择了以往较少重点探讨的公司章程问题，尝试作一次诠释，明确其与法律(尤其是公司法)之间的关系，争取有新的突破，为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法律保障。     

私法自治原则的缺失——以前苏联时期民事立法为考察背景

前苏联时期,私法自治原则基于特定的理论基础,在民事立法中出现了制度性缺失,进而影响了当时民事立法基本制度的面貌。这一特定时期发生的这一法律现象,为丰富私法自治原则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极具理论意义的解读标本。     

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律适用法》中的扩张与限制

意思自治原则由合同扩展到侵权、婚姻家庭等诸多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将意思自治原则置于基本原则的地位,较民法通则大幅度提升了其在冲突规范中的作用并扩展了它的适用范围。作为我国国际私法领域立法的重大突破,有关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甚至具有创新性,但是个别条款仍有待完善,需要司法实践的检验。     

学术自由权利的法理分析

学术自由思想源远流长,自由哲学思想和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促进了学术自由伦理的空前繁荣.学术自由作为一项法律上的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既独立又交叉.从学术自由权利的主体、客体及其内容等法律要素进行分析,学术自由权利的主体不应限于大学及其教师,还应包括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和个人.与学术研究相关的都可以成为权利客体.学术自由权利的内容宜采取“宽泛主义”,权利的内容可以教授(研究人员)、高校(研究机构)、学生三种主体分别予以列举.学术自由权利在教授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会受到克减.教授自由、学术自由权利不仅要通过硬法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要透过学术共同体的“软法”规则加以保护.     

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看意思自治原则之发展

我国仲裁法严格限定了仲裁协议的内容,其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司法解释又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标准,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及其程序主体地位,也与国际上支持仲裁的立法趋势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