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量刑基准到基准刑:量刑方法的革新

量刑基准的内涵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量刑基准通常是针对抽象个罪予以确定,并将适用于个案或者作为法官对个案量刑的参照物。量刑指导意见认为脱离具体犯罪事实去寻找量刑基准不符合法官量刑思维,在方法论上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主张结合个案具体犯罪事实分步骤确定作为量刑情节发挥调节功能的基准点,该基准点即量刑指导意见中基准刑。基准刑作为区别于狭义量刑基准的概念的一个范畴,其提出有一个过程,并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基准刑概念的提出使量刑步骤得以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从量刑基准到基准刑的转变,反映出我国量刑方法的革新。     

为量刑比例辩护

作为策略，为量刑比例辩护本就是一种提出和论证其规范正义性的学问，有效的辩护一般都有达致相关目标的最佳途径。从渊源上审视量刑比例的实践，从概念上把握量刑比例的属性，以理性为视角论证量刑比例的生成，并把重心落于量刑比例的确立，无疑是开展这种辩护的最佳途径。经由这一辩护，量刑比例的意义维度随即呈现，即防止和克服量刑活动的异化，突破和超越传统量刑的局限，推动和启迪量刑公正的实现。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实行分立,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妥善解决数额标准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问题。     

量刑基准论

量刑基准的合理确定,是量刑公正的基础和关键。量刑基准客观地存在于经验型法官的潜意识之中。量刑基准包含基准事实和基准刑两方面。在确定量刑基准时,应该先确定量刑基准的基准事实,后寻找基准事实对应的基准刑。为调和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性与宏观上量刑的相对统一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应当同时构建由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个罪基准事实、由地方各级法院确定基准刑并逐级备案的量刑平衡机制。     

对常见犯罪量刑基准的经验分析

确立量刑基准旨在厘清量刑步骤和常见规则。个罪基准刑的确定应当以司法解释、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类型化经验和指导性案例中具体经验为基础；基准刑对应的基准事实应是既遂状态下反映该罪特有手段或者实害程度的事实；基准刑即使重合于法定刑中间线也不宜确立中线论的指导地位。选择确立常见犯罪的量刑基准不仅是回应现实需要，借此划分等重线，还能避免因过度技术化而反受其累。     

浅析如何完善我国的定罪量刑标准

定罪量刑标准是刑事司法的核心,其标准的统一完善意义重大。对于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同罪不同刑、量刑失衡等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我们应积极寻求变革。除了在刑事立法上进行完善外,我们还应确立统一的定罪量刑思想和方法,建立常见犯罪类型与非常见犯罪类型相区分的定罪量刑制度,确立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的规定与学术观点之间存在一定分歧.为了防止立法技术上的因素使被告人陷于不利境地以及在界定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上的无休止争论,罪重事实应当适用与定罪事实相同的证明标准.量刑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控辩双方的举证能力差异决定着罪轻事实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定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其中,从轻处罚的事实可以适用优势证据标准;减轻处罚的事实和免除处罚的事实应当适用明晰可信标准.     

责任主义主导量刑情节适用之提倡——兼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比较

作为刑法中保障国民自由的原理,责任主义成为法治国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采取的是先责任后预防的量刑步骤,相应地,量刑情节区分为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责任是刑罚的上限.相比较而言,我国《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缺乏明确的原理支撑,对量刑步骤、量刑情节的适用顺序的规定,缺乏逻辑合理性,有必要予以修正.     

量刑监督的实体标准与制度选择

量刑监督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法院量刑活动的监督。量刑监督制度具有刑事理论和法律上的存在依据。检察机关进行量刑监督必须具备评判法院量刑是否合理、公正的实体标准,它与量刑标准是对立统一的。在司法实务中,我国的量刑监督并未形成系统的监督体系,而是分散于不同的诉讼阶段、通过若干方式对法院的量刑活动产生影响。总的来说,量刑监督所能发挥的功效是相当有限的。     

量刑公正及判断标准

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体现,但何谓量刑公正却取决于判断主体对公正本身的理解和对量刑复杂性的认识程度。由于公正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因此,判断量刑是否公正,也须从合法性、合理性、量刑结果的可接受性和程序的公开性等多侧面进行。     

规范量刑标准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正《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5月1日起正式实施,天津高院《细则》设定了占全部刑事案件90%的15种常见犯罪的量刑标准,规定法官可以在20%的幅度内行使调节权,增加了量刑的精准性和透明度。     

检察机关量刑监督制度构建

为促进量刑均衡与公正,在大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同时,应当积极构建以实体控制与程序制约为实现路径的量刑监督制度。在实体控制上,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制定量刑实体标准、强化量刑信息收集、完善量刑建议中的职能作用;在程序制约上,落实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引入类案监督理念,强化过程监督,创建体系化的量刑监督制度。     

量刑的科学与正确——关于法院量刑的思考

刑事司法公正的核心是量刑，其科学、正确的标准为是否公正，是否完美地体现了刑罚目的的要求，是否能有力地发挥刑罚的功能。本文提出了依法量刑原则是我们量刑的基本原则，报应与预防相统一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依法量刑原则的具体化。为了正确、科学量刑，必须树立正确的犯罪观、刑罚目的观，重视量刑偏差问题，采用正确的量刑模式和量刑方法，禁止重复评价，并应当借鉴外国立法的规定。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实施效果——兼论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启示

量刑公正是刑事司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掀起了量刑改革运动,1987年联邦量刑指南的施行是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从中国实际出发,也借鉴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对于解决长久以来存在的量刑不公问题具有深远意义。不过,这项改革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尚属新事物,需进一步总结经验再加以完善,美国量刑指南20多年来的实施状况将为此提供启发。     

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规范化研究

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的量刑权一直被法官认为是法院的专项权力,检察机关只重视定罪请求权,忽略了量刑请求权的行使。研究分析量刑建议司法改革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并藉此总结经验,更好地解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规范化中存在的问题,保证量刑建议的良性运转,以求强化公诉权、扩展辩护权、规范自由裁量权,最终实现量刑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弘扬司法正义。     

青少年犯罪的量刑问题研究

对于现代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的现状,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单单是家庭,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难以估量的。如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遏制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趋势,已是法学界工作者急需探讨和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目前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最后对我国青少年犯罪的量刑制度问题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