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机遇

张德广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8期）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文章说，一方面中国全方位有声有色的广泛的外交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我们的行为，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们在外交实践中确实也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新论断和新理念，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趋势，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     

中国“和平崛起”的若干问题思辨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向世界坦然宣布:"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定位,是新一代中央领导层国际战略思维的体现,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一个悖论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应从问题人手已成为基本共识，但问题的存在是有具体条件的，任何将某一问题的结论进行普世化的推广都需慎重。科学主义者往往以方法论的科学性就草率赋予问题和结论的普世价值。同样是研究国际秩序，美国的现实主义者看到的是无政府状态；而英国的现实主义者却看到国际无政府中的社会秩序。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理论建构

在主流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中,无论是肯尼思·华尔兹的“权力分配论”,还是吉尔平的“权力转换理论”,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论”,抑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均聚焦在如何通过霸权战争等非和平方式取得霸权进而完成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近代以降,无论欧洲列强,还是美洲的美国和亚洲的日本,这些国家的最终崛起绝大多数都仰赖战争,其实质都是非和平崛起,均对当时的国际力量结构与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颇受国际社会关注。一欲理解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如何深刻影响国际格局,必须先理解“和…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考--兼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层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进行梳理和类归,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以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及其所隐含的价值论体系为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在呈现流派繁荣和学科成熟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科学与伦理、必然与偶然对立割裂等一些哲学意义上的重大缺陷。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需在哲学层面加强基础性探索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参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谱系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强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更具鲜明的实践品质,并尝试提出了“和谐的国际社会”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概念和命题。     

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一种理论分析

历尽百年沧桑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蓬勃的发展势头,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复兴和崛起,由此如何实现崛起的问题就成为我国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借鉴国际政治中的相关理论对此做了深入解读。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长和在《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个让中国不同年龄段的国际关系学者叹息、焦虑、急迫甚至是无奈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在译介西方理论以及自身研究的拓展上取得不俗的成绩,尤其让人欣喜的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与学者队伍在迅速扩大,但与此同时,正如许多学者所揭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作者认为,机构中稳定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的匮乏,研究中科学与实证精神的忽…     

如何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长和在《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栽《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要使国际关系成为受其他学科尊敬的学科，可以在两条道路上进行探索，一条是走思想史的道路，另外一条是走经济学发展的路子。前者是人文的，后者是科学的。思想史的道路需要我们的研究更多地从人类政治思想历程中寻求对国际关系的解读，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政治思想对国际体系进程与国际秩序设计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研究中给国际政治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国际关系的秩序法则、道德律令、正义原理、价值分配、文明共客等等，都是思想史研究途径所回避不了的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关于国际关系学的“中国特色”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在发表于《外交评论》2006年第6期的《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一文中指出：有关国际关系学之“中国特色”的讨论，近一时期重新热烈起来。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加入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有意思的论点论据，例如秦亚青教授提出的“三个源泉”的看法（即中国古典中的精华、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进思想成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累的新鲜经验）；二是中国实践达到新的阶段，国内外都要求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和平崛起

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大国之间的竞争成为良性竞争,不会由于竞争而导致全面对抗;全球性问题突出带来了大国之间的多边合作。全球化加速发展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建立在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妥善顺利解决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各种深层次问题的基础之上。     

国际关系理论中情感研究的必要性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聂文娟在《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发表的《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一文中指出,国际关系学者一直以来并未对情感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但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情感与理性、情感与身份以及情感与规范都逐渐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张德广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8期）中，对“我们是否能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给出了明确回答，认为应该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涉及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以发现客观规律为目的，所以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应集中精力思考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力平教授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一文（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中强调,中国学者应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放一放,集中精力思考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和平崛起之路

一、和平崛起”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选择。2003年11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作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同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同年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标志着“和平崛起”正式成为我国的一项国家战略。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主要…     

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无法实现

2005年11月，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生论坛上，有关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随着中国实力与地位的上升，学界和政界都在呼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教授持不同观点，并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一文中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家性的，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阎学通教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的排他性。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流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国籍，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它们。虽然这三种理论的创建者都是美国的学者，但这些理论的创建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美国理论。这如同孔子、管子、墨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创建者之一，他们虽是中国古代先贤，但他们的思想理论却是普世的，他们从未称自己的理论是中国理论。英国学者牛顿是古典物理学理论的创建者之一，他也不将自己的理论视为是英国的理论。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者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创建成的理论是中国的理论。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遇到的问题不是没能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是没能创建出系统性强的理论，理论研究长期停留在产生相互矛盾的思想火花的水平上。加强方法论、古代政治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方面的学习，将有助于我们尽快创建系统性完整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的崛起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挫折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与成败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这条道路不是从本本出发或照搬外国模式,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富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和浓郁的民族品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它的实践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究竟有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判断某一理论形成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确立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围绕着研究对象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相关的基本问题并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和平与发展确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应当说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一文中，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包括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在前理论阶段，没有对理论的自觉意识，最明显的标志是学理理论的缺失。文中把这一阶段界定为1978年至1990年，     

国际关系主流学者跌入了“科学主义陷阱”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自从其诞生起，就处于争论和分裂之中。从始于20世纪2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道德观之争，到50年代兴起的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方法论之争，再到70年代开始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合作观之争，以至90年代后显现的“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本体论之争，     

关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国际关系学界正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研究,这是学科发展繁荣的又一可喜现象。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精神为指导思想,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我国几代领导人、政治家、外交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实践中提出的国际理论、战略和方针政策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