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羁绊的人类学”——劳拉·纳德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及其贡献

劳拉·纳德是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对法律人类学、人类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纳德在法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上有三个重要的贡献：提出了具有适用价值的西方社会研究进路,给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输入了活力;建构了纠纷过程研究和过程控制理论,对法律人类学研究由规则中心向过程中心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创新了和谐理论,为不同语境下的社会和谐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     

德语圈海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德国人类学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启蒙运动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一门学科,德语圈国家是文化传播学派的发祥地,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在德语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历史上出现过3 位既有较大影响,又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中国的德语圈国家的人类学家: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洛克(Joseph F.Rock)和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虽然在德语圈人类学研究中不占中心的地位,但也不乏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产生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

人类学批评既是当代人类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学展现其重构现实生活关系之能力的重要维度。人类学批评主要从“意识形态批评”和“日常生活批评”两个基本向度展开实践,为自由而多元的声音敞开诸种可能性。在走向反思的历程中,艺术人类学如何秉承人类学批评的传统,对于如何理解艺术|如何发掘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及其价值意义|如何理解和阐释文化交流中的艺术|如何考察和把握当代艺术的多元存在样态及其审美抵抗方式等问题,做出更富于智慧的解读与展演,从而真正开启了艺术人类学的诗学与政治学两个维度,无疑是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向度。     

本土文化自觉与传统文论价值再发现

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中国文论研究中值得反思的问题之一是,西方学术范式遮蔽了对传统文论经验的正确认知.中国传统文论为人生的总体价值观重视"道"对"器"的指导,观念论、技术论与价值论浑然不分,在西方工具范式受到普遍质疑的当代具有重要意义.     

跨界合作人类学的实验——“绘画人类学国际研讨会暨人类学绘画展”在昆明举行

正人类学是以自身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研究社会文化的学科,其研究领域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无可避免地带来人类学学者在研究相关领域时视角的单一化和知识技能的不足。为了推进人类学的知识创新和学科创新,国际学界近年来提出"合作人类学"的理念,但鲜有实质性的学术实践。有鉴于此,     

贴近“艺术”的艺术人类学

学界主导的意见是将艺术人类学视为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分支。"艺术"二字提示,不能将艺术人类学的对象完全等同于"文化"。当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与艺术存在某种疏离,应该尝试回到并回应艺术学、美学提出的艺术问题,为艺术人类学寻找相应的对象和议题,思考如何将其延展到艺术人类学中重新厘定,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摒弃。促使学科之间形成有意义的对话主题,使艺术对象真正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焦点。     

新民族志实验丛书

<正>何明主编本系列是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具有探索性的工作——新民族志实验的成果展示。云南大学的人类学学者们在十个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基地聘请村民日志记录员,从"本文化"内部视角对自己民族和村寨每天发生的事情进行观察与记录,形成了连续记录时间在一周年以上的"村民日志" 10部,力图在当代国际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平台上进行中国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的"本土化"创新。     

功能学派与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

人类学存在不同的国家传统几乎是业内的共识。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所塑造的。这种传统有若干明显的特征:功能主义的田野作业,个人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家族特色的学术圈子,"伦敦—剑桥—牛津"三角的学术霸权,与殖民主义的密切关系,等等。这一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逐步形成,并在整个20世纪一直维持对内对外的深刻影响,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当代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基础。     

关于人类学研究进路的一些思考——以“地方”基督教研究为例

在中国基督教研究中,人类学根植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在提供了鲜活的日常生活案例之外,其对"地方性"的强调,也随之扩展了对于基督教的"地方性"和多样性的理解。承认这些知识贡献并不意味着不应当对人类学,特别是当代人类学研究有所反思。如果人类学研究不愿意落入孤立的个案、碎片化的叙事、地方主义的立场等这样的陷阱,而试图回归经典人类学对于人性的普遍主义的追寻,同时又要延续人类学传统对于地方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人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的强调,就理当更为综合和整体性地考虑个人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尚未完成《资本论》创作出版的情况下转向了人类学研究,其间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其转向人类学的动因,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     

审美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兼论转型期中国美学研究的当代意识问题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理论中蕴涵着一种新型的时间意识.该时间意识以"现在-当下"为关注的基本点,以"短暂与永恒的辩证法"架构起了某种对待"过去-传统"和"未来"的审美式现代时间观念.在转型期中国美学研究中的当代意识问题方面,学界时于"当代"这个时间纬度尚缺乏明确的理论思考,美学研究当代意识的建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该时间观念对于我们在理论上明确"当代"这一时间的独立价值之含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

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应用、感觉研究三个方面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表现在:其一,作为电影的民族志,影视人类学以电影制作为民族志实践的核心,为人类学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生产途径;其二,作为以媒体运用与研究为主的应用人类学,通过对新旧视觉媒体的兼容并包,影视人类学在专业学术上和广泛的大众领域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其三,作为一种交流与批判的声音,影视人类学呼吁视觉、感觉研究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无论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还是在与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不断整合的研究过程当中,都逐步显露锋芒.     

阐释与反对阐释——对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一种"阐释"

表面看来,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似乎与阐释人类学的主张直接相悖,然而,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所反对的并不是阐释本身,而是单一的规则的某种阐释.近来人类学学科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阐释人类学与阐释学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强调深度描绘来阐释内部的意义.它所强调的阐释并非桑塔格反对的那种单一化的阐释,事实上人类学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一直都在尝试多种阐释形式以求达到恰当真实的反映文化的目的.总之,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主张其实与当代人类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研究议程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对反对阐释的正确理解对于理解阐释人类学具有相当的参照意义.     

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

近几十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国家对旅游业的研究,从各个方面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在一些西方国家里,一些旅游业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旅游人类学"这一新的学说,使旅游业的研究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促进了旅游业的新发展.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他的旅游人类学理论有独到的思想观点和模式,引起了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     

试析德奥传播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德奥传播理论是西方人类学界早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在20世纪上半期曾风行一时.战后,随着其它人类学学派的兴起,传播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式微.该理论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其主要传播途径为:著名学者来华宣传讲学,西方在华教会学校的倡导,以及我国早期赴德留学学者的推动等.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德奥传播理论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发展有限,最终未能扎稳根基,广泛传播.但是它对我国人类学界,尤其是考古学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导游:旅游人类学的缺场

目前的导游研究已出现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态势,并取得了深入的研究成果。但从研究方法看,均存在一个"远离导游"的问题,从而导致这些研究出现了旅游人类学的缺场。导游群体的身份特质、形象的异化和旅游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羸弱是导游研究中出现旅游人类学缺场的原因。在人类学"人本"的主旨下通过"人—人"研究模式,确立旅游人类学在导游中可以探讨的"导游与游客"、"导游与管理局"、"导游与旅行社"、"导游与媒体"和"导游与导游"5对重要关系是将导游纳入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华“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当代典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华"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向世界阐释了中华"和"文化的理念;将中华"和"文化视为维护国际关系的准则;用中华"和"文化化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依靠中华"和"文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和"文化理念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它增强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提升了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为解决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传统及其启示

由外在的行动及其选择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情感、信仰、精神所形成的观念分析,是社会人类学用以理解异文化的主要认识工具。这一认识工具内化着包括哲学、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共同的认识脉络,经过沉淀,发展成为社会人类学主要的认识论传统。对人何以为人、结构与观念关系的思索中,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传统既蕴含对人类社会一般性过程分析和抽象的追求,也存在着尝试整合经验论和观念论两种不同认识体系的学科立场。当代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中,对观念和结构进行了重新把握和应用,形成基于认识论传统的新发展。面对当下人类学各分支学科无法通约、互动困难的状况,对认识论传统的共识和确认及在这一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是人类学者必须省思的问题。     

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自觉与全球意识

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涉及五大方面问题:第一,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建设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二,全球范围内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焦点以及中国人类学在全球的位置与重新评价:第三,要梳理中国研究的地域格差;第四,非西方社会如何回应后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话;第五,反思东西方的传统划分模式在当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流动、移民和世界单位等概念将会构成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础.人类学的民族问题研究需要重新反思国家话语与全球体系的关系.学术伦理的构成要回到人类学本身的使命以及人类学的说理方式.     

当代中国政府回应过程:动力与特征

政府回应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行为过程。在政治系统论看来,政府回应是政府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因此,当代中国政府回应的环境对政府回应过程有重要影响,政治文化传统、市场化改革、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既给政府回应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政府回应过程的动力和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