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判决推理的法学内涵

判决推理不单指从前提(即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到结论的推导过程,而是法官运用各种法律理由论证特定法律判决行为尤其是判决结论的证明过程。判决推理的主体限于法官,它是法官围绕判决活动而进行的逻辑思维活动,是一种实践推理,是一种寻求判决理由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证明活动。     

利益衡量与行政诉讼情况判决

行政判决既关系到公民权利的救济,又关系到公法秩序的维护,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即人民法院经审查,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本应予以撤销,但考虑到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撤销,责令行政机关作出其他补救的判决形式,是法官运用利益衡量方法选择的结果。法官在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之后是作出撤销判决还是情况判决,取决于法官对案件所涉利益的衡量。     

法官应当说明判决理由

判决理由是法官判决的依据,关系到判决结果的公正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正义是判决理由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法官说明判决理由是司法职能转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对于保障其权力公开、遏制司法腐败、沟通国家、社会与当事人的关系,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起着重要作用。     

以个案谈法官的判决技巧——以爱克福得公司诉深圳市房产局案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中的爱克福得公司诉深圳市房产局案展示了法官在案件判决方式上的技巧和智慧。它避开了本应该是争点的规范冲突适用问题,转换审理思路将免责事由的审查列为争议焦点。这个案例只是法官巧妙运用判决技巧的一个缩影,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中大量地展示了法官的判决技巧和智慧。也正是这些回避和模糊的判断技巧为学者们的研究设置了障碍,使我们对案件有了不同观点的交锋和争鸣,同时也正是对这些技巧和智慧的把握为我国法治环境的改善和司法的进步产生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本文指出一个在实践中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即判决的合理化说明有的时候会掩盖法官在自由裁量时的真实影响因素。本文探讨了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的自由裁量的关系，以及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可能涉及到的思考因素，指出在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中，法官需要合理地组织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以上影响因素，但同时也会掩盖某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判决的合理化说明并不一定会起到我们所期望的作用。     

法官的抉择——解读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是卡多佐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的结晶，作者对该书进行了仔细的解读，首先提炼出卡多佐划分的三类案件，详细分析了法官判决案件运用的四种方法，并对法官判决第三类案件的立法性质作出了界定。     

刑法适用过程中的法官解释

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承认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享有刑法解释权,各级法院就有关疑难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解释,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具体个案,这些案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时,由最高人民法院结合个案做出判决或解释,以利于统一适用法律。法官应充分论证自己采用某种刑法解释方法得出的最终判决结论,不断克服目前司法过程中形成判决所采用简单三段论带来的不足。     

法律推理与公正判决

法律推理是形成公正判决的基础.法律推理是贯穿司法审判活动始终的,是为司法审判提供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的法庭决策过程.在成文法国家,简易案件通常仅借助演绎推理即可形成公正判决,但在一般疑难案件中,则须借助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类比推理等形式来寻找案件的大前提和进行涵摄,而在特殊疑难案件中,则更需要借助漏洞补充、调解、价值衡量等方式,方可形成公正判决.     

话语主位推进与司法判决推理

司法判决书是裁判过程的书面表达。法官作出裁判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前提,运用演绎形式推理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判决结论的司法判决推理过程。主位推进理论研究连贯语篇中决定句子内容成份排列和句子之间配列、进而决定整个语篇语义内容发展方向的各个小句的主位、述位之间的联系和变化。依据横向话语流时间维度和纵向话语主位结构成分逻辑关系维度构建的话语主位推进分析框架,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一篇优秀民事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如何实现演绎形式推理和法律命题内容实质推理双重共振的司法判决推理过程。     

法治语境中的判决正当性分析

司法判决既是一项技术性作业,也是一个多元价值整合过程。在法治社会中,判断个案判决之正当性的首要标准,是判决依据的合法性。唯有凭借基于内部视角的合法性标准,才能实现法律对司法过程和当事人的拘束、对公众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引导。但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必须结合基于外部视角的合理性标准,才能得出正确的判决。由于合理性标准关连着主观性和语境性,因此基于合理性标准的疑案判决,必须接受客观性标准和融贯性标准的拘束和检验。裁判依据的合法性、合理性、客观性和融贯性,是衡量判决正当性的四个规定性要素。     

调解与判决成本分析

调解与判决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两种重要的结案方式。从成本角度分析,调解与判决具有不同的成本。在对二者成本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法官偏好调解的主要原因以及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诉讼成本控制与民事司法程序改革,适度强化案件审结期限对于法院和法官的约束、严格控制法院调解的适用场合、建立替代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能否引入英美法上的简易判决？

美国法上的简易判决，是在当事人双方对案件要件事实不存在实质争议且一方当事人有权获得有利判决的条件下，法院做出的一种不经庭审的实体终局性判决。简易判决被美国从英国引入后，与美国的诉答程序、证据开示等制度紧密结合，具有过滤案件、避免无益庭审等功能。虽然这项制度对我国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鉴于目前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不完善以及事实认定方面有很大的任意性，暂时不宜引入该制度。     

论判决推理的基本构成

判决推理的重要问题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如何建立它的大、小前提,也就是如何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地援用法律规定从而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其基本构成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方面,不但要涉及案件事实的侦查活动,还要涉及如何运用证据、正确判定证据的可靠性和充分性的问题;二是对适用于具体案件法律规范的理解、选择与判断;三是判决结论的得出。     

判决的“神话公式”与“现实公式”——对判决根据的探析

法官的裁判一方面是靠外在根据,但更多的是受内在理由的影响。公正的判决是基于兼顾外在根据和内在理由两方面做出的,法官在裁判时必须注重内在理由的构建。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种类的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判决存在种类不全面、适用条件的规定原则性强、适用案件范围的设置不科学、种类的设置不具有针对性等缺陷。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 ,同时结合我国的行政审判实践 ,重新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判决种类。具体应包括 :确认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补正判决、禁令判决、部分判决等八种判决形式     

行政诉讼维持判决的妥当性追问

行政判决是行政审判程序的最终结果，突出展现了法院在案件结果处理方面的权力和对当事人权利救济的程度。依据我国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和2000年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时，判决形式有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四种，并各有自己的适用情形，其中维持判决在三大诉讼中是行政诉讼特有的判决形式，作为行政诉讼判决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所独有的。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判决形式何以能存在，其妥当性尚需追问。     

判决理由的概念和功能

判决理由是法官对其所作出判决(决定)的正当性进行解释的一种诉讼活动。司法正义是其本质。正当性即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司法正义的具体表现。判决理由具有沟通、劝服和逻辑三大功能。在当今世界上,判决理由已成为审视一国司法公正和政治民主程度的窗口,也是国家与社会进行沟通理解的桥梁。     

大数据时代司法判决的可预测性研究

大数据在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等方面远超传统数据能力范围,能够在变革思维的基础上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数据的核心预测价值对于司法判决可预测性问题能够提供新的启示。这个过程需要认清大数据如何协调法治依赖的安定性以及法律内在的可反驳性;大数据是提升了稳定的规制之治,还是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裁判者的个体差异和认知能力对于可预期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干扰作用,都是大数据需要解决的问题。判决预测的可能空间,需要结合目前司法改革的具体方向,有效利用大数据功能,推进司法判决走向更加公正的道路。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必要性再探讨

一方面,抛开法解释论的框架,无论是从审查强度、审判范围还是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对重作判决与撤销判决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都可以对重作判决的＂附属＂地位提出有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其又与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的功能重叠、分野不清,重作判决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重作判决的性质归属难题辅之以实践中其被不同程度解构的事实,导致其必要性进一步弱化。而站在优化行政诉讼判决结构的高度,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完善重作判决乃是必由之路。     

人民法庭的案件受理——全国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

对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可为中国基层司法之深入研究提供基础。32个先进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方式多样,体现了人民法庭的“两便原则”。人民法庭受理的案件多属传统民事案件;但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新类型案件。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数量与法官数量没有明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