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理"的判决到判决书"说理"--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由于受到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 ,我国判决说理并没有被制度化 ,甚至长时间囿于是否需要制度化的讨论中。笔者通过分析认为 ,在中国现有的司法语境中 ,判决说理具有急需正当化、制度化的内在需求。一是 ,判决说理是法官权力公开化的必然 ,同时也是一种法官自保的策略性选择 ;二是 ,判决说理是司法职能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力求通过判决说理达到当事人从内心“服判”的司法追求。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说理主体、说理对象等判决说理的前提性问题     

论争议性案件中判决书说理方式的突破、挑战与应对

与以往的判决书相比,惠阳83号判决书在结构性说理、沟通性说理、说理方向、判词用语等方面实现了说理方式的突破。但这些说理方式在运用中也面临着论证随意性、以情理论证代替法律论证、论证的逻辑性不强等挑战。惠阳83号判决书在说理方式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与法官没有坚持正确的方法论立场有关,故在方法论上的应对办法就是坚持正确的法教义学立场。它要求以法律规范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要以法律规范作为证立的依据,不要轻易脱离文本文义进行说理,坚持规范基础分析方法。     

刑事判决书量刑说理问题实证研究——以D法院97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量刑说理是法官对量刑结论的正当性进行解释论证的一种诉讼活动.通过量刑说理,可以增加量刑的可接受性,有助于法官思考量刑的妥当性、认真对待被告人的权利.但是司法实务中,量刑说理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判决书中量刑说理不够全面、透彻,缺乏说服力,以致引发被告人和社会各界对量刑结论的质疑,影响了司法权威.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司法实践中应丰富说理内容、强化说理个性并完善配套措施,以提高判决书量刑说理的质量.     

对民事判决书结构与说理的重塑

裁判文书、特别是其中的判决书,在法律实务和司法改革中十分重要。由于我国既有判决书的结构和说理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依据诉讼法理加以改造与重构。我国判决书中的事实部分不应以事实判断和认定为功能,而应当借鉴德国法经验,从功能上转换为强调记载和证明的本案事实部分,并且更加注重对程序性事项的记载。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应当同时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内容,加强事实说理和回应争点,并且考虑在必要时引用其他说理资料。     

当面说理、强化修辞与重点推进——关于提高我国判决书制作水平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判决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说理场合不当,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修辞力度不够,有法无情,自言自语;案件难易不分,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这些问题都属于判决书的说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考察影响判决书说理的各种因素。除判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影响判决书说理的一般因素外,我国行政化的审判管理体制、僵化的诉讼文书样式、判决书狭隘的法律意义和对判决书表达错误的容忍等一些细微的体制机制是导致当前的判决书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提高我国判决书制作水平的基本措施是：废除和改进约束法官的制度,保障法官审判的能动性;建立判例制度,鼓励法官有重点地当面说理和加强修辞;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制作中的重点示范作用。     

从“百善孝为先”写入判决书说起

如今，思想文化界国学复兴，“尊孔读经”风头强劲，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司法也不例外。据《法制日报》报道，儒家伦理观念已开始被引入司法，“百善孝为先”等古代人伦格言已出现于北京法院的一些判决书中。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像的，而今却大方地作为司法裁判的道德根据。此事，是耶非耶？应褒之贬之？我不敢冒昧置评，因为我至今对所谓国学还是雾里看花，分不清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但我看到这个消息，心中油然产生了新颖和欣喜之感，这是由于我觉得当代法官思想相当活跃，     

从一份民事判决书看瑶族农村事实婚姻问题

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婚姻缔结不仅是男女结合的个人行为,更是社会行为.我国现行婚姻法以结婚登记形式规范结婚行为,而在我国农村,未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居的事实婚姻屡见不鲜,尤以中央政权管制相对有限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甚.由一份民事判决书展开,通过判决书中各方的陈述剖析事实婚姻发生的起因经过以及当前广西瑶族农村的解决方案、观察事实婚姻的存续与解除;并对事实婚姻与国家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展现民间事实婚姻习俗与国家婚姻法的对峙与妥协.     

情、理、法统一“阳光”中制判——民事判决书制作经验谈

制作裁判文书是主审法官的事情，但相关其他人的意见不容忽视。当事人的思想，明确的诉讼请求及反驳辩论观点在裁判文书中应当有所反映；有诉讼代理人的案件，特别是代理律师的代理词或法律意见书，其内容应当体现在裁判文书之中；除主审人外，合议庭其它人员的不同意见也应有所反映；尽管没有署名，但对裁判结果有重大影响人的意见，比如审判委员会或各级领导的意见，可以适度写入裁判文书。民事判决书应当在“阳光”下制作，同时还要做到说理透彻、论证严谨，努力达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     

行政允诺的性质及其司法审查——基于对司法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具有授益性、非强制性的行政允诺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但鉴于理论上对行政允诺内涵、性质认定的模糊、司法审查实践的集体无意识,行政允诺置于混乱的漩涡当中。通过对行政允诺判决书的研读、梳理,发掘当前行政允诺司法审查存在的问题,对行政允诺内涵的重新界定、行政允诺案由区分标准的重塑,有序审理规则的构建,以期有效规制行政允诺行为。     

论刑事判决书制作中对"春秋笔法"的运用

刑事判决书作为刑事司法公正的文字载体和刑事法律文化的重要渊源,它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给出个案的裁判结果以履行其程序意义。其制作质量高低检验着人民法院和主审法官的办案水准。刑事判决书应该充分体现法官本着个案案情,执著探求理性、正义之判断结果的过程,体现出法律的精神和理念,体现出法律对人的关怀。基于对我国当代刑事判决书制作中重程式、轻叙事说理现状的思考和反省,本文试图通过对刑事判决书写作的技术规范和司法实质内容进行解构,阐明"春秋笔法"在刑事判决书叙述事实的必要性,建议从观念上、实践操作上转变传统格式化的思维和做法,丰富我国刑事判决书的内涵,提高其法理价值,为我国刑事法制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执行难"的视角论司法权威的流失

自1999年武汉惊爆全国首例判决书拍卖案以来,全国各地拍卖判决书的情况屡见报端.司法审判的神圣性招致民众的质疑,严重削弱了司法公信力,是导致司法权威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律白条"不断出现.生效的判决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做出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法律文书,如果连代表着法院最高权威的判决书都无法得到执行,那么司法权威要如何体现?本文通过公民对判决书的拍卖这一现象,分析我国法律的困境--"执行难",进而揭示司法权威流失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消极影响.     

掌握裁判文书适用法律说理的重点──从一份判决书谈起

一、基本案情和一审诉讼情况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５日，Ｘ市仪器仪表公司与国外一家公司签订了“烧结青铜多孔元件的制造技术转让合同”，代ＸＸ粉末厂受让了制造青铜多孔元件的专有技术和有关图纸、技术资料。合同签订后，粉末厂即派出了陈昆西在内的技术人员，前往国外接受培训。受训内容有转让方、受让方的书面记载确认，其中陈昆西学习了产品模具的设计和有关工艺技术。此后，粉末厂又组织培训回国的技术人员对引进技术进行了消化吸收，其成果获得厦门市科技成果三等奖。当时陈昆西、陈孟宗均在生产青铜多孔元件的车间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     

法院如何通过判决说理塑造法院的权威——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

判决说理是附属于司法权的一项理性技艺,在不同法律传统中有不同表现.美国最高法院在宪法案件中的判决说理不仅是得出判决结果的必要论证过程,更实现了发展司法规则、提供原则论坛、呈现思辨过程和供给法律话语等诸多功能,并且在文辞上展现出思辨性、前瞻性、渐进性和有限性兼容并包的风格,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判决说理的上述功能与文风相生相成,将司法权的智慧与技艺表现得淋漓尽致,有颇多值得后发法治国家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说理式执法——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这一要求既体现了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又给未来一段时期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行政执法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笔者从推行说理式执法的可行性入手，分析了说理式执法的优势，对推进说理式执法的具体架构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阳光下的判决——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刘涌一案的判决书

轰动全国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程序,终于有了最终的结果。该案的判决书不仅对于裁判文书的制作,而且对于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该判决结果也体现了追求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完美结合的精神。     

判决书的风格和艺术——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看判决书的制作

判决书是审判活动最终结果的体现，是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因此，一般而言，判决书总带着副严肃的面孔，那么判决书需要讲文采吗？     

司法裁决证立过程中的法律修辞——以“李庄案”判决书为素材

法律人孜孜以求的法治究竟如何实现？关注司法实践,从微观和方法层面对其进行反思、批判和改进,可能是迈向这一理想境界的重要途径。判决书为宣示法官依法解决纠纷的过程及其结果的公告,它所表达的内容只能是基于法治立场的合法性论证。该论证至少应当在形式上摒弃政治、经济、舆论、私人情感等法外因素的不当干扰,从法律规则和事实出发论证判决的正当性。为此,笔者以＂李庄案＂判决书为素材,基于某种法律方法论立场分析了司法裁决证立过程中的修辞现象,并对此进行了一些评价和反思,希望能够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并认真对待这一判决正当化的有力工具,从而为趋近理想法治提供现实的方法支撑。     

浅论我国判决书判决理由的完善——从比较法的角度入手

本文开篇先介绍了中国判决书的现状和主要问题,接着分析了判决书说理不清的制度成因。然后在借鉴两大法系判决理由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现实,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