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和解集团诉讼

和解集团诉讼是源于集团诉讼的一种司法创造,通常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起诉的目的在于和解而不是诉讼的集团诉讼。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众侵权诉讼开始运用和解集团的方法后,这种诉讼方式很快就流行开来。本文分析了和解集团诉讼产生的背景及其方法为什么会对被告、律师和法官有较大吸引力的原因,阐述了和解集团诉讼运作的程序及其与集团诉讼和解的区别,最后,介绍了围绕和解集团诉讼的各种不同意见及其发展前景。     

美国公民诉讼主体资格认定规则及启示—以“地球之友诉莱德劳公司”等三案为例

美国公民诉讼大致可以分为公民环境民事诉讼、公民环境行政诉讼和以自然物为共同主体的环境公民诉讼三类,其主体资格认定基本遵循了以"事实上的损害"为依据的原则,同时将公民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规定于宪法中,确立并保障了环境保护组织的诉讼地位。我国当前正在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采单一诉权模式,将公益诉讼之诉权赋予给环保组织。由于公民环境权并未在立法中具体化,同时对诉讼主体之资格认定也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面临环境公益诉讼之基础权利不足和司法机关对诉讼主体资格难以判断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可尽快出台相应法律解释,在借鉴美国经验基础上,打破传统诉讼法对主体资格的禁锢,构建环保组织及其成员与公民分设诉权的二元模式。     

论美国的环境侵权集团诉讼

集团诉讼是解决群体环境侵权纠纷的有效方式,其虽源于英国,但在美国得到了充分发展和完善。现行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在给环境侵权集团诉讼创造机会的同时也设置了许多障碍。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条进行了最新一次修订,尽管只涉及程序问题,但此次修订将对美国未来的环境侵权集团诉讼产生实质性影响。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诉讼的新发展——以“朱利安娜诉美国案”为切入点

应对气候变化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新领域。“朱利安诉美国案”是近年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诉讼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案件,该案以保护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宪法权利为核心,争议焦点涉及公共信托原则、可裁决性等问题,争议内容既涉及实体权利,也涉及程序权利,同时还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对抗。分析该案有助于了解美国司法制度内气候变化诉讼的发展路径,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完善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公益诉讼提供镜鉴。     

群体诉讼与司法局限性-以证券欺诈民事集团诉讼为例

群体纠纷人数众多,法院采取某种形式的合并审理,使一个司法判决对多数人具有约束力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然而,随着判决约束人数的增加,不但诉讼代表者越来越有可能脱离法院和多数当事人的控制,而且伴随着司法裁决涉及利益的纬度、参与社会决策和资源分配的社会功能的不断扩大,司法所固有的局限性就越发凸现出来。诸如证券欺诈诉讼等群体诉讼是否能够采用集团诉讼模式,首先不是一个理论构建或者如何和本国民事诉讼法相衔接的技术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司法政策问题。     

从黄河水污染案与松花江污染案的不同结局看环境侵权诉讼

类似的案件应当有类似的判决,这是体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如果类似的案件判决存在天壤之别的话,必然会损害司法公正的权威。黄河水污染案虽然最终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调解结案,但是,调解的结果和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相差甚微。然而,在随后发生的松花污染案甚至没有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为什么同样是水污染案,一个判决巨额赔偿,一个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本文通过对两个水污染案的不同结局予以初步的探讨。     

气候变化语境下的美国环境诉讼——以马塞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环保局案为例

气候变化诉讼是美国环境法的新领域,马塞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环保局案是气候变化诉讼的经典判决.该案核心争议在于原告是否享有起诉资格以及美国联邦环保局对新机动车辆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否有权进行立法规制等.该案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判决所确立的原告起诉资格规则大大松动了传统的规则;该案实质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州及相关利益团体的能源、经济等利益的博弈;对于美国以化石燃料为根基的煤炭、汽车、电力等行业以及美国未来能源经济影响深远;反映了美国气候变化政策与法律机制之复杂现实状况.     

全球变暖下的环境诉讼原告资格分析 从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保署案出发

<正>一、案情和背景200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等12个州、3个城市和一些环保组织向美国联邦环保局(EPA)提起诉讼,声称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已经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美国联邦环保局应当按照《清洁空气法》第202(a)(1)条之规定,制定规章,对新车排放二氧化碳和     

论网络环境下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

面对当前网络环境下群体性纠纷的特点及其有待解决的现实紧迫性,传统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由于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发展状况已无力应对此类纠纷。而被誉为"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解决小额多数权利救济问题的最好机制"的集团诉讼因其所具有的诸多特点而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试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群体性纠纷特点的把握,以及对传统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反思,结合对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考察提出建立我国集团诉讼制度的构想。     

关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以一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为视角

<正>2012年8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有关公益诉讼的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使得公益诉讼由理念变为立法并开始实施。正在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如该修正案获得通过,那么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就只有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对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作为国际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典型代表的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其立法沿革及其相关规定有着独特之处.从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立法沿革中探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嬗变;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可诉范围及告知程序、诉讼请求、费用承担规则的相关规定中汲取其精髓之处,以期对我国有所借鉴.从立法之形式抉择、原告范围之考量、前置程序之设定、援助机制之建立等多维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中国版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研究--以新《证券法》第95条第3款为分析对象

新《证券法》第95条第3款确立了我国证券民事纠纷领域由投资者保护机构主导的"默示加入、明示退出"集团诉讼制度。美国律师主导的退出制集团诉讼、我国台湾地区投资者保护机构主导的加入制团体诉讼,以及我国香港地区证券监管部门主导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均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我国证券集团诉讼作为一项新事物,存在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设计、投保机构的性质和职责不够明确、律师在集团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不够清晰等不足。结合域外集团诉讼经验和我国具体实际,建议细化证券集团诉讼的案件选取、适格原告登记、原告退出权公告、法院审理判决、赔偿金支付等诉讼流程,明确投保机构公益性质及其诉讼代表人职责,并鼓励律师参与集团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探究——以美国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为蓝本

环境公益诉讼,是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和救济环境公益的重要法律手段。然则,阻碍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公益诉讼对于原告资格的认定。本文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介绍美国公益诉讼中关于原告资格的认定,得出有益于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启示。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限制——以德国利他团体诉讼制度为借鉴

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如今虽已正式生效,但立法过程中有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适格限制的激烈争论不应随着立法工作告一段落而被遗忘。文章将结合德国利他团体诉讼的相关经验,重新识别、审视原告适格之争背后未解的、甚至被忽视的法律问题。文章将首先关注社会组织原告适格的理论基础,进而从法律人格、法人类型、登记级别限制、活动实绩和能力、以及适格与否的判断方法等方面具体分析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限制。一个基本结论是:除了对原告法律人格部分的限制有所不周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过度放开的忧虑几成伪命题。更为紧迫的需求,应是如何加强符合适格要件限制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能力。然而,德国环境利他团体诉讼的经验也表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本身存在根本性局限,试图以此弥补环境保护行政监管之不足有南辕北辙之嫌。在此情况下,仅仅放宽原告适格限制,增强社会组织的相关人员、资金和组织能力还远不足以保障制度设计初衷的实现。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疑难问题探析——以腾讯诉谭发文案为例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恶意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实施的侵权行为,隐蔽性强、危害大、群众反应强烈,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造成不利影响,而知识产权的法定性、专业性给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识别和规制带来难题.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的案由,但该类型纠纷的构成要件、相关裁判标准尚...     

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实践的启示——以印度恒河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为例

通过M.C Mehta律师诉印度政府及机构恒河环境公益诉讼案,可以看到印度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资格的放宽,支持起诉机制的确立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充分发挥等做法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巨大推动作用及产生的问题。其对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和环境公益诉讼的正常运行均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国家要为司法在促进行政机关环境执法和保护环境方面创造条件,要为环境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正常运行创造条件,要在立法上对起诉的门槛、诉讼费用的收取、举证的负担和证明的要求等方面为环境诉讼提供便利。同时,还可以考虑设立环境诉讼基金,为环境诉讼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集团诉讼通知制度研究——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为对象的比较法考察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集团诉讼的通知制度,除美国司法实践外,各国均明确排除了直接通知的原则澳大利亚以公告即间接通知为原则;加拿大以"合适的方式"为立法原则;韩国以全国性日报的公告(间接通知)为原则。在通知内容上,各国均追求完善;而在通知实施与费用上,各国原则上由原告集团承担,韩国则由法院通知。因此最佳通知方式是对赔偿请求额较大的集团成员,应予以直接通知;对其他集团成员的通知,由法官裁量。通知的费用原则上由原告承担。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以美国公民诉讼为视角

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刚刚起步,制度建设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体系,发挥这一制度在保护环境、恢复生态方面的效用非常关键。而作为美国公益诉讼制度之一的公民诉讼制度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已有数百起判例经验,在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实证的效果,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参照。本文拟从公民诉讼的角度,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医患诉讼因果关系证明负担的缓和——以日本判例的分析为视角

为缓和医患诉讼中因果关系证明上的负担,日本最高裁判所坚持针对具体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经验主义,通过在不同的判例中采用大致推定、举证命题的置换和相当程度的可能性理论,形成了一个层次明晰、相互协调的方法体系,既达到了救济患者的目的,又保持了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证明标准的统一性;我国法院在适用《侵权责任法》审判医疗损害责任案件时,应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个案判决,寻求救济因果关系立证困难的具体办法并形成规范,目前,可通过司法解释直接规定大致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