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号权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

商号,即商业名称,是指商人从事商行为时使用的名称,或者在营业活动中使用的用于表彰自己独特法律地位的称号或标示。本文从分析商号权的价值属性入手,探讨了我国商号权保护的现状,进一步论述了对商号权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     

关于“比较优势”的赋权理论

“比较优势”的赋权理论意指将通过比较得出的某些行为方式作为相关财产权的赋权依据； “比较优势”是被人们所承认或者能被人们所承认的行为方式,应至少满足普遍性和清晰性两个条件；由于先占行为适用范围的限制、创造性劳动存在难以克服的“反常问题”和“内在概念问题”、投资行为不能满足普遍性条件,这三种行为方式都不适于作为知识产权的赋权依据；应将创造行为作为知识产权中创造成果权的一般赋权依据.     

商标权侵犯在先商号权问题刍议

商号是指商家的字号，是企业名称中最具显著性的部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称之为“厂商名称”，故商号权又称厂商名称权。商号权与商标权同属商业性标示权，虽然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商号仅是字的组合，但同商标一样，商号也体现出设计者的心思，要考虑怎样才能不与已有标示雷同类似，要具有识别性，给公众一个明快的感觉，不至于产生歧义。并且经营者在选定并使用了某个商号后，通过广告宣传等促销活动，可使其商号在市场建立起一定的信誉或“商誉”。     

“模糊区”与知识产权的侵权认定

在相当大一部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司法或行政执法机关会面临认定或否定侵权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在“侵权”与“非侵权”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模糊区”。缩小这个“模糊区”，是走向正确判决或决定的关键。本文从专利权、商标权、版权这三种不同的知识产权领域，在缩小“模糊区”方面应如何着手做了一些探讨。     

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

一、反不正当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如果提到“对知识产权给予刑法保护”,甚至在单行知识产权法中加入刑事处罚条款,很少有人会反对或感到不理解。从历史的原因看,古代中国以刑法为主,经历了数千年。此外,中国改革开放(即开始走向依法治国)之初,知识产权中的很少一部分,即已经被     

论公民代理行为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

诉讼活动中公民代理行为具有合同性和劳务性。取得劳动报酬权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劳动权的重要内容。公民代理行为由宪法以及体现其分配原则的劳动法和合同法来调整。任何法律和政策的制定都不可以剥夺公民的劳动权及其劳动报酬权 ,否定公民代理人行为的劳务性 ,将它们视为一种无偿劳动的做法 ,是在事实上违背了宪法所确定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是对劳动者劳动权及其劳动价值的一种否定 ,也不符合合同法的基本精神。     

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

一、反不正当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如果提到“对知识产权给予刑法保护”,甚至在单行知识产权法中加入刑事处罚条款,很少有人会反对或感到不理解。从历史的原因看,古代中国以刑法为主,经历了数千年。此外,中国改革开放(即开始走向依法治国)之初,知识产权中的很少一部分,即已经被法律承认为某种“依刑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1979年《刑法》的一百二十七条。在尚无民事立法确认“商标专用权”的当时,却已规定了如果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应负何种刑事责任。从国际原因看,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至少已要求对知识产权中的商…     

自主创新语境下的技术·文化创意产业及其法律选择

当穿越技术与文化边界的创新与创意元素,以“跨学科”研究的产业化竞合方式聚集于知识经济社会内涵式发展的“创意经济”时代,我们从霍金斯以“设计权”为中心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得到启迪：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自主创新”,是折射出技术与文化旷世发展轨迹的主流话语,更是一种饱含了民族振兴希望的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力象征。寻求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否定重构与整合创新,已成为激活创意产业发展力的重要法律选择。     

论美国形象公开权对名人姓名的保护

美国“形象公开权”(the right of publicity,又称“形象权”或“公开权”)是指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或知名人士,对自己的姓名、肖像及其他类似物的商业性利用行为实施控制或制止他人不公平盗用的权利。美国学者认为“形象公开权”属于知识产权领域; 我国一些学者也主张将这一权利划入知识产权,主要理由是:从范围上看,形象公开权属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     

财产权多元论与知识产权的非人权性

知识产权的核心特征在于它的虚拟性。以物质财产（权）为基础与核心,以财产权的物质性与消费性特征为参照,财产权分为实物性、可预期性和机会性财产权三类,构成财产权＂三元论＂体系。以人类生活之必需性为参照,财产可区分为基本与非基本财产两部分;进而,在基本人权的框架下,两种财产分别属于人类基本权与非基本权,这是＂二元论＂财产权体系。知识产权分别属于三元论体系中的机会性财产权和二元论下的非基本权。人权即人类基本权,是自然人之生存所必需的、普遍的、不可移转或剥夺的权利,是人人生来就有的生存与生活的资格,而不是源自法律的赋予。知识产权不具有这些属性。     

角色促销:商品化权的另一种诠释

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对“商品化”的概念界定是一种误译。“角色商品化”和“商品化权”分别是对英文“charactermerchandising”和“merchandisingright”的误译,它们的本意仅是“角色促销”和“利用角色进行促销的权利”。“商品化权”的设置没有必要,也不需要专门立法;取而代之,我国只需适当地延伸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法和人格权保护法即可。研究者应深入、正确理解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活动,避免夸大相关问题的严重性,从而避免我国立法实践中的弯路。     

论商誉权

作者首先对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做了分析研究 ,指出 :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 ,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比 ,又具有非确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时间性、非恒定的专有性等显著特征 ;作者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商誉权制度应着重考虑的几个问题 ,即商誉权的法律地位、商誉权保护的法律方式及侵害商誉权的法律责任等。作者还就商誉侵权的认定及其民事救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民法典编纂中恶意占有有益费用求偿权的证立及界分

恶意占有有益费用求偿权的规范缺失导致司法裁判结果各异.此项求偿权具有防止本权人不当得利,衡平占有人与本权人权利义务的功能.持否定论者主要担心恶意占有人凭藉“强迫得利”损害本权人利益,但“恶意”是中性概念,并非道德上“恶”的对应,绝对否定此项求偿权非但不利于维护占有人的正当利益,更易危害本权人的自主选择权.在民法典制度设计中,以尊重本权人内心意志为前提,占有人可否享有此项权利宜予界分:有益费用支出符合无因管理之本人明示及可推知的意思时,自应享有;违背本权人意志以致构成“强迫得利”时,则不应成立;其他情形下,应赋予本权人选择权,以其是否接受该增值部分决定占有人之求偿权的有无,避免“强迫得利”的出现.在此基础上,坚持“本权人不受损,占有人不得利”的原则,对求偿权的范围进行限定.     

关于建立国际化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若干问题的探讨

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具有“地域性”的共同特点，这与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往往形成日益尖锐复杂的矛盾。于是，人们开始寻求通过成立国际组织及签订国际条约等方式途径来解决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国际组织、国际条约使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紧密联系起来的大系统，每个国家在这个系统里都要做出艰难的国际化协调，即修改本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化保护不相适应的部分。“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经济中，又不能不适应科学技术与经济紧密相联……这种国际化的协调，除了是科技成果权制度本身的需要外，又是世…     

紧急权体系中的正当防卫及其否定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以“紧急和危难状态”为适用前提的权利是所谓的紧急权。紧急权体系理论认为,所有紧急权的法理基础都可回溯至“自主原则”和“团结原则”而得到解释。据此,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为“自主原则+团结原则的不适用”。然而,这一见解不甚妥当。第一,紧急权体系理论自身难以成立。紧急权体系的两大支柱原则“自主原则”和“团结原则”都存在疑问:自主原则在证立紧急权体系时显得捉襟见肘,团结原则的正当性存在疑问。第二,紧急权体系理论推衍正当防卫法理基础的过程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紧急权体系无法逻辑自洽地推导出正当防卫的锐利性;防卫人和侵害人之间不适用团结原则的实质理由站不住脚;紧急权体系和利益衡量无法兼容。因此,基于紧急权体系理论证立正当防卫的观点应予以否定。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为知识产权提供一种类似于“治安行政权”的保护,四十年来,为健全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并行运作的模式被称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正当性依据争论依然激烈、执法效能未能充分发挥及如何针对新领域、新业态进行适应性调整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大方向,是确保知识产权领域中“私法自治”原则实现的重要保障。为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要准确界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关系,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破解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机制障碍。在数字化时代,要从技术层面与制度层面提升知识产权数字行政执法能力,以应对网络技术、数据技术等新业态、新模式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提出的挑战。     

论表演者权的法定主义

学界通过“四说”与其说是对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原则合理性的论证,不如说是对知识产权私权合理性的论证.表演者权入法的历史、表演者权私权的本质、表演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法定主义原则的选择的合理性.严格法定主义原则可能会导致司法僵化是伪问题.及时修法、谨慎设置兜底条款,竞争法保护模式,为表演者法益的保护开辟了创造性司法之路,从而有效缓解知识产权体系化过程的所谓的法定主义和僵化性的矛盾.     

字号权的知识产权特征及其相关权利冲突研究

本文引用“字号权”这一概念,提出将其置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之下,将有利于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理论及司法实践的问题。通过对字号与商号的区别、字号的知识产权属性、字号权分别与商标权、企业名称权、域名权等权利的关系与冲突的论述,阐明将字号权归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自主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

近年来，“自主知识产权”或“自有知识产权”等词常见于政府官员、科技界、企业界、新闻界的讲话和报刊中。究竟什么是“自主知识产权”或“自有知识产权”，它与知识产权有何不同？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使用者只是提出了概念而没有任何界定或说明，而且从内容看，提到的“自有或自主知识产权”取得、保护等问题也与知识产权的规定没有差别。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国外资料中未出现过这一名词。鉴于这两个名词在目前使用上的通用性，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不做区分。一、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定义和性质关于“自主知识产权”，在法律界是一个有…     

商标中的“创作性”与反向假冒

本期特稿栏目刊登的《商标中的“创作性”与反向假冒》一文是本刊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法学专家郑成思先生撰写的,文章针对国内反向假冒纠纷的出现,联系国际上的有关做法,着重论述了知识产权项下的标示性权利具有创造性及反向假冒行为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及一定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