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低限度介入”到“有条件积极介入”:论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

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墓"之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过多卷入阿富汗问题,尤其是安全事务方面。然而,中国现阶段采取的"最低限度介入"也不能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有必要调整为"有条件积极介入",即:以不单边军事介入、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和尊重阿富汗人的意愿为原则。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应积极构建中美俄印巴大国安全合作机制,发动五国力量共同提供区域公共安全产品;在外交方面,中国应坚持以双边调解和多边斡旋为主,借中巴、中伊(朗)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独特地位多方协调,形成稳定有效的双边谈判机制和多边协调机制,并将阿富汗纳入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中国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等机制加大对阿经济援助促进阿富汗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提升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可为阿富汗提供可供借鉴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改革经验,致力于促进中阿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使两国的友谊深入民间;同时,始终保证积极介入的底线所在,以便践行周边外交优先理念,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     

波动与稳定:1957—1977年的中国侨汇政策

华侨汇款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和国内广大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其管理政策也长期是国家侨务政策的重要内容。但1957年"大跃进"开始后的20年间,侨汇却一度受到"左"的社会运动影响而不断减少。为提升侨汇收入,国家不仅一再重申侨汇的重要性,而且还在增加侨汇物资供应、避免侨汇遭受侵犯、提高侨批业经营积极性等方面制定了具体政策,保障了侨汇的逐步增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关系解冻后,由于美洲侨汇的活跃以致中国侨汇总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新高峰。尽管历经"大跃进"和"文革",但中国侨汇政策因侨汇收入的经济实效性而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和维护,与中国特殊时期社会运动及政策"左"的性质之间具有差异和不同。     

上海合作组织介入阿富汗:背景、问题与方式

201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接受阿富汗为观察员国,这既说明阿富汗问题在上合组织议程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也表明了上合组织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意愿。阿富汗问题的性质及其"溢出效应"对周边国家带来的影响,加上美军与北约军队2014年撤出阿富汗后给地区局势增添的变数,加强了上合组织进一步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必要性。而在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方式上,上合组织需要克服组织内部存在的局限以及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采取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地区国家间关系结构的优势,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加强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并以加强阿富汗政府的治理能力为主要关注,确保阿富汗独立和中立的国家地位以及使各项支持与援助行动真正符合阿富汗人民的需要。     

南亚地缘博弈的新态势及中国的角色分析

近来,南亚地缘政治博弈呈现新态势和新特点.美国拜登政府整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出台的印太战略,为压制中国发展势头而刻意拉拢和抬高印度.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印持续战略走近仍将是主流,这将进一步加剧南亚地区力量对比失衡的局面,地区安全脆弱性短期内难以扭转;同时,拜登政府持续酝酿和调整对阿富汗政策,4月正式宣布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这立即引发阿富汗形势的新一轮变动,包括和平进程在内的阿富汗问题未来走向面临重大变数;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在印度的执政地位依然巩固.印人党带有强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主张重建和恢复"印度教统治的印度",持续巩固和加强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印人党持续做大的国内政治现实,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刻意拉拢,导致印度自信心空前,在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关系方面更加强硬和不妥协,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持续吃紧;此外,巴基斯坦近年来安全形势持续好转,安全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导致的人员伤亡人数持续下降,但若干安全隐忧仍在.鉴于南亚地缘政治博弈呈现以上新态势和新特点,未来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赖中国与南亚域内域外的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抵制某些国家和势力的破坏和威胁.     

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的重建:关于中亚国家作用的探讨

阿富汗开始进入后反恐时代,其国家重建的最艰巨任务是在国内各种安全威胁并未彻底根除、社会族群关系依旧紧张对立的形势下,完成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型。直接的边界接壤、相同的宗教信仰、跨境民族的存在、特殊的历史联系以及紧密的安全联动,将中亚国家与后反恐时代的阿富汗捆绑在一起。在阿富汗的重建进程中,中亚国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的角色。     

论中国核战略的演进与构成

中国核战略有两个基本出发点,即中国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中国核战略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同时又根据国内外情况的变化有所调整,经历了一个从反核讹诈战略逐步演变到最低核威慑战略的进程。与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战略相似,中国的核战略也由五个具体政策构成:声明政策、发展政策、部署政策、使用政策、核裁军政策。由于具体情况和战略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核战略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大致经历了从低调走向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13年以来,伴随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接近尾声,伴随阿富汗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阿富汗政策更加清晰,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的主动性和力度明显加大。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重建进程和地区安全形势产生...     

阿富汗问题与欧亚秩序构建——关于世界大变局的对话

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以"反恐"为开始,但很快转换为在全球推广美国式"优越制度"的一部分。20年来,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实现制度推广的功效,也没有为阿富汗人民提供稳定的福祉,更没有带来区域和世界的安宁。可以说,通过战争的方式在阿富汗废墟上嫁接西方制度的尝试是一次总体性失败。阿富汗是一个内部充满多样性的国家,很难以西方为模板被"构建"。将阿富汗纳入欧美国家所说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设想已经破灭,这是美国在阿富汗失败的主要教训。阿富汗问题的另一个启示是,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有的北约、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以及南亚、中东的各类区域组织,都尚难成为整全性的欧亚秩序模式。可能还要通过次区域进程的逐步提升,以及"一带一路"方式的非刚性区域体制构建,强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引领等务实合作,才能够逐步地走向欧亚总体秩序的构建。     

印度与阿富汗关系中的中亚因素

中亚地区作为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之一,吸引了众多国家的目光,印度也不例外.其巨大的能源储备、战略性的地缘位置、有待开发的广阔商机都令印度在1998年后执行了明显倾向于积极的政策.尽管印度将中亚作为“扩展的邻国”,但印度和中亚并不直接接壤,于是,连接印度和中亚的阿富汗就成了印度“西北向”战略中的关键一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印度对阿富汗展现出积极姿态,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还全面参与到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中.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最后日期逐渐临近,阿富汗及中亚地区的前景也随之蒙上了一层阴影.确保阿富汗的稳定,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成为印度对阿富汗政策的优先战略目标.作为连接印度与中亚的通道,阿富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印度能否实现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印度近年来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希望能够在中亚地区的“新大博弈”中占有一席之地,以确保本国的国内安全、能源安全并拓展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空间.分析和理解哪些因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促使印度对作为连接印度和中亚的通道的阿富汗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以及印度在中亚地区有哪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是很重要的研究项目.     

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层次性与应对

由于在概念界定上存在争议,导致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问题不断增多。本文提出,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根据中国的国情及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与传统安全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涉及的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关键利益;第二层次主要涉及社会安全问题,是国家的重要利益;第三层次涉及的是人的安全。针对不同层次的非传统安全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战略与政策。对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分层次研究,能够避免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盲目乐观或过度反应,明确不同层次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决策日程中的地位,从而更加合理地配置和使用资源,提高中国应对此类安全问题的能力。     

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

关于亚太地区当前格局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均认为美国与欧洲先后陷入危机,未来5至8年将呈现收缩态势,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衰落。俄方学者认为,在欧美因为经济危机陷入衰退的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却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增长势头,国际经济中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政治中心也将会向亚太地区转移。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同时崛起,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国际权力出现扁平化,竞争的中心向亚太地区加速转移。在亚洲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已不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俄方认为,2011年,美国重返亚洲,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大有围堵中国之势。俄罗斯融入亚太需要和平的地区形势,建议在中、俄、美之间建立三边安全机制,为本地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方认为,在新的地区形势下,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欢迎并愿意协助俄罗斯在亚洲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新的地区秩序应当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与亚洲国家多样性相适应的。在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安全议程。俄方学者认为,欧洲深陷金融危机,短期内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着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欢迎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参与。中方认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并且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高,在两国政府的主导下,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随着俄罗斯"东进"战略的逐步明确,双方可以在项目开发、投资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双方比较优势,深入合作。在中亚地区,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将成为本地区新的安全威胁,加上原有的三股势力,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俄方认为,应当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优势,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加强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方学者认为,应当发挥上合组织在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解决中亚问题的根本,还在于通过经济合作使中亚国家走出贫困,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应当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程,与欧亚联盟等本地区其他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     

从"双重国籍"的放弃看中国侨务与外交的关系

本文探讨了1954-1955年新中国通过谈判放弃"双重国籍"问题的外交背景,认为放弃"双重国籍"是新中国在权衡周边安全环境和国家利益得失后进行外交战略和策略调整的重大举措,也是同一时期中国进行外交战略和策略调整的重要佐证,还是将侨务与外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论述了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调整背景下的侨务工作,既具体分析了侨务对外交的服从情况,又明确指出了侨务对外交的补充与支持作用.     

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及其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有许多中国公民以各种方式移民东南亚。在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支那等地区,一个庞大的中国新移民群体正在逐渐兴起。这一群体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给当地华社注入新鲜血液和动力的同时,又造成了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并且很可能对东南亚业已落地生根的华人带来巨大的、但依然未知的潜在影响,例如"再华化"。他们既可能增强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又可能对中国的外交与侨务政策提出新的挑战。     

印尼的纳土纳政策:再安全化及其泛安全化论析

纳土纳问题涉及领土主权问题,本身就属于安全问题,是建立在"中国威胁论"上的再安全化产物.纳土纳问题衍生出的涉及专属经济区重叠问题原本与安全无关,但经过炒作,也被"安全化"了.自佐科上任以来,中印尼在纳土纳问题上冲突不断,并在2016年达到顶峰.为了在短时间内增加军费、增强兵力和武器部署,印尼将纳土纳海改成"北纳土纳海",获得了民众和军方的支持.佐科政府通过将纳土纳问题"再安全化",达成了短期内的既定目标,但长期来看,把再安全化作为常规政治处理方法,将不利于纳土纳问题的解决,有"泛安全化"的倾向.同时,由于纳土纳问题再安全化的特殊属性,"去安全化"缺乏动力支持.佐科连任后,即使中印尼的经贸合作,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纳土纳问题也将会继续存在,并会不时地爆发低烈度的冲突与争端,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并对"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产生不利影响.     

回归“哲人之邦”套话——近30年来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与想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进行着新文学的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迹可寻,但中俄学者对此都未曾留意。部分俄罗斯作家或直接塑造,或偶尔提及中国文化英雄,如在《秉烛夜游客》和《回归太白》中对李白形象的塑造,以及俄罗斯作家对庄子和老子的曲解。另一些俄罗斯作家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俄罗斯文化相拼贴,如"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2008》和《阿狐狸》。俄罗斯当代作家通过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形象,从而回归了俄罗斯18世纪末"中国是‘哲人之邦’"的套话。这既具有当下的针对性,又折射出"新欧亚主义"的观念,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出发点,但他们在俄罗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应低估。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声誉考量——对陈寒溪之学术批评的回应

本文是对陈寒溪博士《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一文所做的回应。本文先进一步澄清国家的"声誉"与"威望"两个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之后,本文解释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中的声誉考量:在结构性压力下,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中的国家具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力,积极显示自身的意图,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从而消减被遏制的可能性。既然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困境不可能彻底消除,那么中国之所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塑造自己的声誉,主要目的是竭力避免成为体系主导国家集团的遏制对象。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人权与安全制度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既不采取制衡战略,又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跟风。本文认为,《商榷》一文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对国家声誉研究的精致化、层次化与多样化。     

“发展-安全关联”:中美欧对非政策比较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发展政策的安全化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西方学者就此提出了"发展-安全关联"概念,并逐渐普及。出于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复杂反应,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利用"发展-安全关联"政策对中国施压,要求与中国就非洲问题展开合作。与此同时,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从"发展-安全关联"视角思考中美欧对非政策的潜在冲突和协作空间成为必要。中国更强调发展与安全并行的对非政策;而欧盟的对非政策正处于从发展政策为主导向安全政策为主导的过渡时期;美国则强化了其以安全政策为主导的对非政策。不同的政策方法可能导致中美欧未来在非洲政策上更多的冲突,但同时也提示了更大的协作空间,继而为中非关系和中美欧关系提供新的增长点。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

本文论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的开发既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安全,但又会引发利益冲突,这一问题的安全化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安全化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以达成妥协的过程,也是一种合作安全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安全化,在横向关系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彼此间展开利益的讨价还价而逐渐达成妥协与合作;在纵向关系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权益得到国家的关注。但本文也同时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水资源开发争端最终走向去安全化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与安全化过程构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汉代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交通

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涉区域,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交通往来,是中国—南亚交流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文字的记载,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历来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讨论层出不穷。但彼时这两个国家并不叫今天的名字,地域也在不断变化中,历史上对应的汉译古名包括大夏、身毒、罽宾、高附、迦毕试等。本文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高僧传》等史料及中外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在中国汉代时期的命名、疆域、人种、民族、物产、文化等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方式、人员往来、商品流动和文化交融。文章重点考察该地区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及其在佛教传播、佛经翻译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对该议题开展深入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南亚古代交流史及丝绸之路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遗产的理解。     

“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文章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一个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综合体系层面美国国际霸权护持与单元层面特朗普政权权位护持两个方面的考量,将"印太"战略理解为"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特朗普政府在给定的国内外条件下,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对华采取"对冲"战略,这样既避免了直接战争,又以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了中国;既保持了对华贸易,又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了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了逆差。而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给定条件下,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只能通过"楔子"战略离间、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经济依赖,从而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同时巩固特朗普政权。对此,中国不妨外松内紧:在话语上选择性参与"印太"建构,关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替代之;在内线,继续采取守势,对美安全上维持和平,经贸上有节制地反击;在周边,以"一带一路"等政策抓手释放确定性以拉拢东盟并化解与其他"印太"大国的矛盾;在外线,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增强美在东欧、中东的战略压力,从而变相缓解正面压力,为度过"崛起瓶颈期"重塑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