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双重驱动——浅论美国人权外交的动因及困境

美国人权外交在实施＂人权外交＂的国家中,由于其特殊的国际地位与思想传统,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最为引人注目。＂人权外交＂一词虽然尚属新生,但作为实践,该种行为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史上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且已成为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一美国学者所言：＂较之其他任何国家,     

冷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人权外交的新特点

自卡特政府正式推行人权外交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是美国人权外交的重点对象.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放弃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并继续推行人权外交.但在新的形势下,美国的对外战略有所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外交也具有新的特点.     

冷战后美国强化对华人权外交及其原因

人权外交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正式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头10年里,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人权似乎扮演的只是受忽视的,可有可无的角色.然而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开始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从而使人权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人权外交与强权政治

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外交活动中都爱标榜维护人权,声称要把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它们都注意利用人权这个口号为自身谋利。所不同的只是鼓吹人权的调子高低不一,利用人权的手法不完全一样。这样一种以维护人权相标榜并且以此为手段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就是所谓人权外交。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往往表里不一,名不符实,唱的是保护人权的讽子,卖的却是强权政治的黑货。它往往在推行人权外交的名义下,干涉别国内政,在许多外交场合,俨然摆出一副人权最高评判官的架势,时而指责这个违反人权,时而训斥那个破     

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变成了美国"人权攻势"的主要目标。从此至今,人权问题就一直与军控、贸易等问题一起成为中美关系议程表的主要内容,并在某些特定时期成为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就试图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人权外交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文章的三个部分分别阐述美国对中国人权外交的主要方式、人权外交与战略利益的关系以及将来的几种发展趋势。     

人权外交是美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纵观几十年来的美苏关系史,人权外交是美苏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人权外交在美苏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继卡特时期的"人权外交"之后,里根在人权外交方面颇有建树。人权问题仍然是布什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议程之一,且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认真研究美苏两国如何利用人权外交实现其国家利益,对于我们了解美苏关系的总体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本文力图在这方面作一剖析。     

六十年代以来的公众舆论、外交政策与美国政冶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戴维·纽瑟姆最近指出:"外交事务与外交在美国往往是具有党派色彩的国内政治问题","在美国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外交作为国务活动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被认为是超政治的"。纽瑟姆大使的评论就其适用于美国的情况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越政策的政治分歧、吉米·卡特由于把"人权"和"道义"主张作为他处理世界事务的主要政策而得以入主白宫,罗纳德·里根在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的     

人权与当代国家的实践

本文摘译自D.希尔主编的《人权与外交政策》(1989年)一书。作者在本文中论述了人权与缓和、人权与东西方关系、人权与经济援助等重要问题。其中涉及到美国与前苏联的不同观点、美国70—80年代历届政府在有关政策上的演变,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观点等。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人权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0年中,中国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及在外交中的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人权问题进行重大外交战略调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并为丰富国际人权思想、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历史回顾 回顾建国50年的历史,中国对人权问题的国际实践是一个逐步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过程。在50、60年代,中国基本上是被隔离于这个机制之外的。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这一机制。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进入90     

国际法领域的美国例外主义

美国例外主义的外交传统在其国际法实践中也有多种表现,在国际人权、环境、贸易、反恐、军控等领域突出地表现为以单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行为。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社会和谐关系的主要协调者,应从自身的立法、决策、实施、争端解决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应对美国的例外主义行为,同时还应积极主动地与非政府组织、全球市民社会合作建立全球治理的模式,以更好地以多边途径解决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