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辨正

警察权的形式概念重在对警察权外在法律特征的描述，警察权的实质概念则侧重拷问警察权的目的和价值，是对警察权内在的本质特征的描述。警察权的形式概念具有确定性特征，它解决了警察权形式合法性问题；警察权的实质概念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它主要回答警察权的实质合理性问题。     

文化误读与行为失范

文化是人赖以社会化的前提,人们创造了文化也受制于文化。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渗透到人的心理、精神等内心世界,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取向。在多元文化并存、磁撞、交合的文化氛围中,一个文化人对它种文化必然进行解读即体认与选择,并进而对其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文化间的差异性,解读主体本身的文化背景与素质等等因素常常使得一个文化人对它种文化进行误读,而这正是行为人行为失范甚至违法犯罪的一大渊薮。     

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概念

本文以18、19世纪欧洲学术思想为背景,全面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情况,发现:相对于当时的文化研究状况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文化哲学”的缺席,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意识了到当时所谓文化研究的唯心主义倾向。但作为一种新历史哲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忽视今天人们所说的种种文化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是通过“文明”概念、“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概念、“意识形态”概念,甚至还有“上层建筑”概念来进行的,这提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构建的科学路径之所在。     

论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的方法论困境

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为研究法律文化的学者打开了一个视域上的新窗口,但此概念也招致了不同层面上的质疑与批判。而这些质疑与批判从根本上看是对弗里德曼＂法律文化＂这一概念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呈现。一方面,旨在考察诸如观念、态度、价值模式等因素在形塑法律制度上的功用时,作为对象化的＂法律文化＂概念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其在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上不尽使人满意;另一方面,作为实证化研究方法的＂法律文化＂概念又面临价值性功用上的危机,其在满足法社会科学＂用法律改良社会＂的理想方面以及解释多元性法律文化方面显得不尽如人意。     

法律文化概念的缘起及其法学方法

本文以法律文化概念在国内外法学界的不同构建模式作为特定学术个案,通过相关学术史考察,呈现背后的法学方法意蕴。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从文化概念到法律文化概念的变迁历程,然后指出国内学者对于法律文化概念构建的视角、意义、局限,最后指出对法律文化概念进行精确的概念构建并不现实,将法律文化概念作为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也缺乏足够的操作性。     

哈特法哲学的风格与方法——解读《法律的概念》

对《法律的概念》这一经典的解读必须回到文本本身，而不是游离于文本之外空发议论。通过对文本的细致梳理，本文发现，哈特的“三提示”对于我们理解其思想的主题有重要意义。从方法论上来讲，解读哈特的要旨在于：J．L，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实质上究竟是如何与哈特的问题意识相关的。     

法律文化的概念：成果观与规则观辨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兴衰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认为法律文化研究者没有完全按照文化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是其中原因之一,特别是在“法律文化”的概念的把握上存在着中国化的误区。作者梳理了法律文化中的成果观与规则观,并提出自己的法律文化观来分析若干中国法律文化现象。     

施米特论法治国的概念与法律的概念

在施米特看来,国民法治国宪法既有法治国要素,也有政治要素,国民法治国要素不能提供政治统一体和规范系统的基础,在例外状态时刻也就不能作出决断,所以需要政治的要素作出决断。法律的概念既有法治国的法律的概念,也有政治的法律概念,法治国的法律的概念会束缚国家处置危机的能力,所以必须有政治的法律概念。施米特分析法治国的原则与内涵和法律的概念的实质就是,贬抑批判议会制,抬高证成例外状态下守护宪法的总统制。     

从俗到民俗的概念演变史解读中国文化

中国民俗学的概念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此之前我国虽然有很多专著都在阐述这一学术范畴,然却鲜有人将民与俗联系在一起来阐述文化现象。本文,笔者尝试从此挖掘出其内隐的精神文化特质。     

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与译者主体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研究已成为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是译者对原语文化的重写和操纵,集中体现了译者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性。对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考察译者主体性对翻译实践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从而拓展翻译研究的层面。     

西部法律文化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本文立足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 ,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法律文化主体进行了剖析 ,总结了西部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并对西部法律文化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提出了对西部法律文化的研究要遵循逻辑实证研究与经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困境与出路:一个模型的法律规则解读

现代社会科学通过"囚徒困境"这一模型的研究,发现以自我利益为目标的"理性"行为,导致了两个囚徒都认罪这一相对较劣的收益结果.这一模型,为我们研究共同犯罪的应对之策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同时也为理论上构建高效而又统一的打击共同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则提供了理想的参照系.     

法与法律的概念辨析

作为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法是以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态出现的,表现为社会主体的诸种社会权利欲求;法律则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制度化的、实在的规范体系,国家权力是其后盾。把握法和法律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既是学理上的需要,也具有现实意义。     

扩张的行为与压缩的解读:毒品犯罪概念辨析

严重扩张的毒品犯罪态势，需要亟待解决尚争议的概念。毒品的内涵与外延不同于毒品犯罪，而毒品犯罪不能游离于毒品之外。毒品宜采用列举概括式的违法性认定，毒品犯罪可以从规范的形式概念和事实的本质概念探悉之，特别是毒品犯罪的实质概念，即犯罪学上的界定必须牢固树立起来。     

法律概念的生成

在形式上,法律概念的生成大致借助继承、移植、革新和创造而完成。但这仅仅具有发生学意义。在实质上,法律概念的生成必须通过价值上的衡量而对概念之特征进行取舍。但对法律概念生成之形式与实质的区分,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上的考虑,实际上,法律概念的生成,乃是一个立法者之目光来回往返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权衡与取舍过程。     

“文化霸权”与中国式误读

"文化霸权"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其实质是上层统治集团使下层从属阶层"有组织的赞同"他们,以达到领导教化目的.赛义德将其扩展到东西方文化权力关系中,使之带上了西方殖民主义色彩.中国学者在沿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霸权"的理解,使之带上了对西方文化的警惕和抗拒心理,具有民族性的反抗文化殖民意识.这与葛兰西在纯学术层面上探讨的文化运作背后的权力关系已有了很大的差异.     

法律人类学视角下的法的概念与法律失灵

法律是什么?人类学提供了法律多元的图景,为人们认识活法提供了一种颇具解释力的说明。在多种规则共存的背景下,选择何种规则作为行为的准则其结果自然不同,一旦行为人没有选择国家制定法,国家法就失灵了。那么,是否存在着法律多元的合理性?在法律多元的背景下,法律失灵是合理的吗?     

德治与法治:中国先进法律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有积极成分 ,也有消极成分。注重道德在法律秩序维持中的运用属于前者 ;过分依赖道德而轻视法律的作用属于后者。这种消极因素是导致我国法制建设走过条条弯路、遇到重重障碍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过程 ,同时也是她跟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这些消极因素和消极影响作顽强斗争的过程。斗争的成果一个是“法治” ,一个是“德治”。“德治”的及时提出真正透视出了共产党人的理性法律文化观 :重视法律但不过度迷信法律 ;信赖道德但不过分依赖道德。这种成熟的现代法律文化观 ,代表了一种先进法律文化的前进方向。它能够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并保持坚强的战斗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认识到这一点 ,可以廓清对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法制建设问题上的一些歪曲认识。从而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     

文化与犯罪的概念研究

用文化来解释犯罪,必须首先对文化与犯罪的概念进行一番梳理和研究。文化是一个长期争论的概念,犯罪是一个可以从多学科定义的概念。正确地界定文化与犯罪,应该确立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概念,把文化看作是人类本身的组成部分,承认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是内在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应该划清刑法学的犯罪与犯罪学的犯罪的界限,把犯罪定义为具有反社会的严重危害性的行为。     

婚姻概念的法学解读

婚姻的概念是整个婚姻法学的基础。我国的婚姻法认为婚姻应当是一男一女的法定结合。这一规定源于男女因为婚姻结为夫妻,组成家庭,生育子女的历史传统,其内在的要素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结合与结合的合法性。现实生活中生育与婚姻分离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性之间的情感依恋和组织家庭共同生活的追求客观存在,对传统的婚姻概念提出挑战。同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婚姻概念的使用实际上存在着合法婚姻与非法婚姻的差异,不能保持法律用语的同一性。揭示婚姻的概念需要从婚姻的内在规定的分析出发,研究婚姻固有的特征,区分婚姻学上的婚姻一般和法学上所规定的现实婚姻制度,区分婚姻、合法婚姻与非法婚姻,并由此揭示婚姻制度的法学涵义,提出完善婚姻认定的法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