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导作为诉讼证明的逻辑

关于证据与证明的传统哲学与逻辑理论存在着实践缺陷,形式逻辑中的演绎和归纳推理不能合理解释依证据进行的事实认定。证据的作用不可能是回复案件真相,而只是为特定假设提供支持。推导作为一种可废止和情境化的第三种类型的推理是契合诉讼事实认定的逻辑形式,这种内容求真的推理与形式逻辑上的演绎及归纳推理有着本质的区别。推导理论的提出会对传统证据法理论形成冲击,从这一角度我们会对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表见证明与摸索证明、事实推定与经验法则等概念与问题形成新的认识。理解案件事实认定过程的推导本质,并对其缺陷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在实践中谨慎论证与比较各种假设,以全面的信息检验假设以避免最终的误认。     

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

诉讼证明既是一种认识活动 ,又是一种诉讼行为 ,因此 ,除了应该遵循认识论的普遍规律外 ,还应接受程序法律和证据规则的调整和制约。认识本身的相对性和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完全一致、绝对真实的程度。基于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原理 ,应当重塑我国刑事诉讼中定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其主观标准可以概括为“法官内心确信无疑” ,其客观标准则为“最大限度地符合或接近案件客观事实”。     

作为科学体系的诉讼证明

诉讼证明的准确性是影响司法效能的关键要素,科学的诉讼证明体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认知心理科学表明心证是具有规律而非任意自由的,自由心证已暴露出历史性内在缺陷,不仅产生司法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导致裁判公共评判标准的缺失。证明是超越证据的科学体系,是整合全案证据力的逻辑方法。定量化是诉讼证明的本质属性,并使证明标准具有可实现性。简洁而统一的证明方法、证据力和案件结果的定量分析、责任与过错等主观内容的度量,都是诉讼证明科学体系的内容。诉讼证明科学体系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综合效益。     

论网络型诽谤罪之诉讼证明

对网络型诽谤罪的诉讼证明应当注意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即由控方承担构成要件和可罚性条件的举证责任,辩方承担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举证责任。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在原则上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控方须排除证明被告言论与公共利益无涉或保护与损害间不成比例的合理怀疑,法庭亦须综合考察个案中权利保护的相对优先性作出裁判。该类案件的证明过程中,自诉人证明案件已达起诉标准和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度均有所降低。检察机关欲提起公诉的,需证明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否则无法启动公诉程序。     

论诉讼主张的证明——民事诉讼证明对象探讨

我国传统理论将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界定为案件事实。这一理论存在的问题是:产生逻辑上的悖论,内涵与外延不符,不能明确具体诉讼中证明活动的对象,以及不能对证明活动提供有效的指引。鉴于证明对象与诉讼主张之间的契合性,应当诉讼主张作为证明活动的对象。其合理性在于:可以避免使用"案件事实"引发的误解,可以使法律规定与理论解读相一致,可以更好地为当事人举证提供导向作用,可以更好地阐释证据制度中的许多论题,如证据的"关联性"、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免证事项等。     

诉讼证明原理新论

本文以刑事诉讼为中心,对诉讼证明原理进行了新的阐述,指出外在实在证据和共享知识模式是证明的两个基本要素,客观证明与情理推断是证明的两种主要模式,澄清了学界关于诉讼证明原理方面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论专门性问题的诉讼证明

基于我国现行诉讼法关于专门性问题证明的制度缺陷 ,笔者认为 ,应对鉴定人的产生、鉴定活动、鉴定内容和范围的确定以及法庭对专门性问题的审查、判断等问题加以规范和完善 ,允许和吸收其他同行专家参与对专门性问题的证明活动 ,监督和保障专门性问题证明和采信的公开性、科学性、规范性 ,保证证明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构成要件与诉讼证明关系论纲

刑事程序法以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刑事实体法以犯罪事实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来认定犯罪。构成要件与诉讼证明以犯罪事实为纽带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犯罪构成要件通过对犯罪事实的勾勒和形塑决定证明方向,划定证明范围,依据不同要件的分类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证明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实践中惯常性的证明困难倒逼犯罪构成要件就其结构和具体要素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正。引入绝对责任和客观处罚条件、构建阶梯型罪名、设立抽象危险犯、建立推定制度以及通过刑法解释合理缩减证明范围,将主观要件类型化为若干客观情节都是刑法为了满足证明的需要就犯罪构成要件作出的完善。     

公证证明与诉讼证明的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2000年,一件涉诉公证案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众多新闻媒体均作报道.整个案情并不复杂:梁父、梁母与二儿子梁某共同生活在一起,居住在梁家老宅.1992年梁父去世.2000年2月梁某决定将老宅拆掉重建,但遭到其母反对,其母告诉梁某:"老宅不是你的,不经我同意,谁也不能盖",儿子多次找母亲商量未果.同年3月29日,梁母拿着一盒录音带来到所住地公证处,声称是丈夫生前所立遗嘱,要求办理遗嘱公证,并出具了录音的内容:"因我得了治不好的病,趁我脑子还清醒时把房子赠给老伴……我给她的一切房产和宅基地由她自己处理,子女无权干涉等等".母亲带了她的两个弟弟作为证人.公证处两名工作人员当场对证人进行了询问,他们一口咬定,录音确系姐夫所立遗嘱.同年4月1日,所住地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证实遗嘱真实.不久,梁母以公证书为依据到当地县政府房管部门办理了房产证.梁某知道后,将公证处告上法庭,通过两审,认定公证书无效.至此,这起状告公证处的案件画上了句号.     

认识论在诉讼证明问题上的适用

认识论在诉讼证明问题上是有效的 ,但其合理使命限于阐明诉讼证明的本性如何 ,以及由此本性所规定的诉讼证明的方法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其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诉讼证明的认识论因素规定了诉讼证明不包含任何绝对客观的规定在自身之中 ,所能达到的只是使人建立确信 ,作为政策选择的证明标准只能在此前提下予以设定     

对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

一般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两者含义基本相同,且可以通用、互换,但实际上两者的内涵并非等同,不能简单地将两者作为相同概念混用。虽然分析哲学有这样的箴言:词没有固定不变的含义,它的含义取决于具体语境的上下文对它的具体委托是什么。但是作为法律术语,若唯以通过分析上下文方能确定其含义,难免会在学术讨论中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甚至会在写作中因断章引用他人词句而导致己文辞不达意。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对证明责任及其相关概念争议的分析,探究证明责任的具体含义,并反思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界定。     

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

笔者以纵、横比较的方法界定了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概念;论证了举证责任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可转移性;提出了以法律要件分类说指导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以及采用实体法为主承载举证责任分配规范立法体例的建议。     

Deontic Logic as Logic of Legal Norms: Two Main Sources of Problems

Abstract .
The paper offers a critical survey of two main sorts of problems hin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conceiving deontic logic as a suitable account of the logical behaviour of (sentences expressing) legal norms. The notion of "legal norm" is viewed a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first sort of problems: (a) the typological variety of legal norms requires an account both of the differing logical behaviour of (sentences expressing) differing legal norms, and of the relations which might hold amon them; (b) the ontologic, semantic, and epistemic features of legal norms shed doubt on the very attempt to figure out a logical analysis of (sentences expressing) legal norms. The notion of "systemic legal validity" is viewed a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second sort of problems: Deontic logic does not provide suitable logical tools to account for legal phenomena like enactment, derogat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legal norms which rely on systemic legal validity.     

关于法律服务差别化的思考——兼谈法律服务所在法律服务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一前些年,我曾经产生过一个疑问: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发展极不平衡,统一司法考试划定一个分数线,能不能适应不同地区对律师人才数量的需求。统一司法考试是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职业准入门槛的统一,但是要不要在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距的     

论法律逻辑学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

法律思维能力是法律职业能力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法律逻辑是训练法律思维的必要的、有效的工具.法律逻辑有助于准确掌握和运用法律概念,合乎逻辑地建立和把握命题并进行法律推理,对即将作出的法律裁决或法律意见进行逻辑论证.为达到将逻辑理论知识转化为法律思维能力之目的,法律逻辑学应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关于整合法律服务行业的思考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司法行政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已成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国家司法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以基层法律服务、律师、公证为代表的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形成了组织系统完备、业务领域广泛、队伍素质精良、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服务体系,已成为实现依法治国方略、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我国民主法制进程和建设法治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为构建我国司法预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协议同居的法制思考

婚姻家庭形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解放，婚姻家庭形式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除去以往的传统婚姻形式之外，协议同居的情况愈发普遍，正不可回避地冲击着传统婚姻道德观念和既有调整婚姻家庭的法律制度。以深圳为例：一份社会学者对深圳市民所做的调查表明，64％的被调查对象对协议同居持肯定态度，其中，认为有了爱就可以同居的占22．8％，认为恋爱关系确定了就可以同居的占41．2％，对协议同居持否定态度的占36％。而据学者1998年8月至2000年8月在我国对婚前性行为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分别有33．4％的男性被调查者和17．5％的女性被调查者承认在登记结婚前曾有过性生活。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一生的研究重点在于法律论证理论和认识论,特别是法律与正义上的融贯理论,在《作为合理性的理性:论法律证成》一书中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在他看来,法学结论、司法裁决等既可以在法律语境之中充分证成,也可以在它之外加以证成。前者为法律语境内充分证成,其建立在既有的法律传统之上;后者为深度证成,它们作为商谈之最佳化条件下尽可能根本的证成而被法律人视为正当的前提提供某种支持或者批判。他成功地将法律解释的分析与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核心的哲学、道德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     

“气候难民”的法学思考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不断加剧,《京都议定书》之后的气候变化国际应对机制尚未建立,而当前位于低洼地区的岛国已经面临被迫举国迁移的严重威胁,"气候难民"一词应运而生。但"气候难民"能否获得"公约难民"的资格和待遇,能否获得有关的救济和保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探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相应的法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