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行》中的权力和话语

《印度之行》里，不同的种族、性别、政治和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一个紧张的话语场。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的理论以及社会语言学理论有助于我们从知识与话语、规训与身体等方面分析文本里所隐含父权殖民社会的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揭示权力对个体的腐蚀，展示权力客体对规训进行的反抗以及新话语在抵制抗衡中产生，从而重新解读福斯特作品。     

女性身体的规训与适应——基于女性文胸消费的社会学分析

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自我身体的关注和投入不断增加.身体消费过程本质上体现了权力运作过程,女性的身体消费体现得尤为明显.本文通过研究女性文胸消费来解构女性“情境身体实践”,说明了女性身体的终极归宿不是对身体的规训,也不是对身体进行消费主义的,更不是被社会从外部或内部对身体的异化,而是对身体的自身生理规律的充分保护与尊重,以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状态”.     

身体与法律——基于中国共产党婚姻立法史的考察

身体在西方学术话语中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在中国尤其是法学界对此分析少见。实际上,跳出生物—生理学约束,身体是在社会—政治框架下作为建构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对婚姻的立法史,正是对身体不断塑造和建构为符号同时态的符合政治与社会变迁的过程。身体从客体转变为主体,从禁锢的传统权力中解放出来,通过法律来释放它应有的张力。在当代,社会多元背景下身体秩序(婚姻)的表达越来越多元,甚至与法律不相同的路径,表明身体作为被建构者到建构者的一种微观历史进程。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批判指向——以《论犹太人问题》为分析对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问题意识与整个西方思想史上的诸多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它是整个政教之争的延续,更是现代人之追求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指出,随现代政治革命而来的政治解放即是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国家的正当性不再依靠于宗教,宗教被逐出公共领域而成为了私人信仰。政治解放同时形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存在为宗教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市民社会这一自私自利之人活动空间的存在表明了政治解放本身所存在的巨大矛盾。该矛盾最终展示为人自身两种身份——国家公民与自然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分裂。马克思指出,导致这种分裂的根源是现代人对以金钱为代表的财产的过度追求。为此,即使有了政治解放,还必须进一步批判下去,直至人的两种身份彻底统一,达到人的解放。     

惩罚的合理性--福柯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分析

“惩罚合理性”涉及惩罚在社会中何以能够存在,何以被人容忍乃至接受,何以长期有效运行。福柯通过考察西方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惩罚变革,对惩罚合理性和人道主义作了一种批判分析。福柯试图表明,作为人道主义惩罚变革出发点的“人”实际上只是真实的人的副本,是现代哲学基于人的有限认知而对人的一种知识建构;人道主义惩罚变革主要不是出于人类的道德情感,而是出于惩罚权力技术的需要;人道主义惩罚变革导致了身体规训和监控加强的消极后果。福柯有关“惩罚合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分析促使现代社会反思作为人道主义出发点的“人”观念,反思权力循着理性和人道之名对人的统治。     

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基于福柯权力理论的现代性考察

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中权力运行的另一种描述。福柯从对霍布斯权力理论的批判中,对马克思理论的扬弃中,以经验论的实践视角和后现代的微观视角通过从"酷刑"到"监狱",从"惩罚权力"到"规训权力",重构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理论,并塑造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在"权力神"理论的背后,其本质是现代国家理性的表达。福柯在现代社会中所塑造的"权力神"理论,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困境: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二律背反,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的缺失。     

中国传统礼法规制下的身体归属及其在近代的法律转向

一个人的身体归属于谁?在中国传统礼法文化的规制下,超越物质性更具精神性的身体在绝大程度上并非归属于自己,而主要归属于家长、家族和国家.身体的归属具有流转性和多重性,归属权的行使要受到礼法的约束,归属状况使得身体成为一种伦理和政治符号.传统的身体归属在近代由于西方法文化的冲击发生了个人归属的法律转向;在重视个人人权、自由的潮流中,虽有家族归属和国家归属的运作,但身体的个人归属及法律保障则应是最主要的迈进方向.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系探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中经济上的不平等日益导致和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特别是强权国家国际干预的扩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设计、后现代的消费主义对文化市场的占领、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控制力的强化,直接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因此,如何深刻认识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总趋势,倡导一种科学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浅谈我国公民身体权及其民法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身体的价值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希望自己的安全、尊严和自身价值能够得到法律的及时保护。身体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权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法律保护。文章主要从身体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关于身体权保护的现状入手,进而提出几点完善我国公民身体权民法保护的建议,以期有助于身体权的相关讨论和立法完善。     

从实体自我到关系自我——后现代心理学视野下的自我观

现代主流心理学在考察"自我"时,假设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精神实体而存在的"我",它是个体存在的核心,统领着我们的一切.后现代心理学对这种实体自我观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真实的实体自我.后现代心理学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将自我视为关系的创造物,是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通过语言建构而成.它将自我理解为关系性的、多元的、变化的、去中心的.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人们自我意识观的变化要经历策略操作者、混杂人格和关系自我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后现代心理学自我观的提出对我们理解自身、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