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法治发展的法理学思考——一个初步的研究构架

随着区域科学的兴起与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成为法治国家建设领域中一个全新的论题,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区域法治发展理论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在形成基础上构建的。加强区域法治发展理论研究具有促进法学理论发展与推动现实问题解决之双重意义。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上,区域法治发展的研究应当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维度进行。区域法治发展理论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法治理论体系。     

哲学方法论视野下苏力的法治理论得失谈

苏力的法治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苏力的贡献与其说是他提出了法治的“本土资源论”,还不如说是他引起了我们反思法治研究的方法论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关键问题。因此,正确看待苏力的法治理论的关键,并不在于其思想的具体内容这一问题,而应在于它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上。然而,苏力的法治理论的哲学方法论本身却是“片面的”辩证法。它仅注重法治资源的对立性,而忽视其统一性,这必定导致苏力的法治理论走向孤立片面的保守主义。     

论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概念的法治社会内涵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指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某些区域先行取得法治建设的重要进展所形成的具有先导或示范意义的法治区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崭新探索。不能简单地认为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是传统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法治建设先导区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社会经济生活的先行,是法治发展对于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无论从理论上而言,还是从实践中来看,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概念本身都体现出鲜明的法治社会内涵。并且,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型构必须将法治社会作为重要抓手和实践路径,在实现了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下理解法治建设先导区域,通过多元社会力量的发挥实现区域法治的先行。     

"新农村"背景下农村法治的法哲学解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新农村"背景下,我国当代农村的法治建设正在全方位展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由于方法论上存在着"义务本位"、"立法缺位"、"经济落后"等误区或缺陷,直接导致农村法治的当下窘态与困惑,滞碍了法制现代化的纵深运行,因而,必须进行方法论上的重整,其目标就是夯实农村法治的物质基础;建构农村法治的法理机制;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     

刑法解释立场之疑问：知识谱系及其法治局限——一种法学方法论上的初步探讨

在提倡刑法学派之争以及风险社会与法治建设初成的背景下，通过对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之知识谱系的详细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之主张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结构特点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联系。形式的与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之间的对立，从表面上看，对刑法解释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是刑法规范中的立法原意抑或客观规范目的，而根本上，则是法哲学根基与法学方法论的对立。绝对的强调尊重字面含义、注重从概念直接推导出结论的形式的刑法解释立场实质上是不存在的，以此对形式的刑法解释立场进行责难其实是一种理论上的误读。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方法与本体、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主观的立法原意与客观的规范目的等范畴的对立都是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运用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实质的刑法解释只有在形式的刑法解释结论与刑法的正义性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而又无法获得妥当性结论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区域法治文化:意义阐释、运行机理与发展路径

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法治的统一性,都不可能消灭法治文化的区域特质.在一个统一的甚至是大一统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和多民族国家,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区域法治文化.区域法治文化与国家法治文化之间、不同区域的法治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关联的.区域法治文化的发展前提是不同法治文化的共存,发展动力是法治文化之间存在的冲突和张力,发展方法是不同法治文化的整合.不同法治文化整合的结果,必然是既富有区域本土特色,又彰显现代法治精神,在国家法治统一与区域法治个性中不断磨合,不断推进区域法治文化的形成、丰富与发展.     

法治缘何迈向方法论时代——基于法律方法论学术报告的考察（2002——2010）

通过对法律方法论学术报告的知识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法治实践面临着理论准备不足、缺乏细腻理论支撑的难题。法律方法论可以为法治实践所需要的细腻法治理论提供最低限度的质疑,进而提供理论验证,并且法律方法论本身作为一种细致、精良的思维技艺能够为未来的细腻法治提供智识支撑。同时,法律方法论应该站在面向法治、维护法治的立场上,努力建构自主性的法律方法论理论体系。     

“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法治——一种法哲学上的阐释

“依法治国”与“以人为本” ,是协调统一的。法治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命运的一种制度安排 ,“以人为本”则是深藏在它背后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的精神力量。从总体上说 ,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个体本位没有内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文化中 ,这是数千年中国法意识和法制度匮乏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 ,“依法治国”与“以人为本”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法治观念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应以彻底解放人作为最高宗旨 ,“以人为本”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还是区域法治概念好些——也与张彪博士、周叶中教授讨论

区域概念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涉及诸多学科的多层面的综合性概念。法学视野中的区域概念,就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区域现象而言,蕴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意即一定行政区划中的地域空间单元和跨行政区划的地域空间单元的有机集合体。由此,区域法治不仅指主权国家范围内基于特定行政辖区的依法治理活动,而且指基于跨行政辖区的协同治理活动,因而内在地包含着区域法制的概念要素。在当代中国,区域法治是与国家法治相对而言的,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主权统一性的核心要义,构成了单一制国家结构体制条件下的区域社会治理权力或治权的实践载体,根本不存在以国家主权二元论为基础的区域法治发展。因之,区域与法治在逻辑、历史与现实意义上是完全能够自洽的。此外,区域法治与地方法治这两个概念虽然具有相通的意蕴,但是区域法治概念致力于引入空间变量因素,展示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丰富多样的空间结构关系,藉以揭示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理。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发展区域法治概念,丰富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以期回应变革时代的法治中国进程的理论呼唤。     

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实施的规制,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工具,但它们作为外部规制力量,有其局限之处,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法律情境之中。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法理型统治的选择、民主和法治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求、行政的民主合法性压力以及官僚科层制结构等诸多动力之下,行政自我规制一直是推进行政法治的另一重要力量。该力量的效用应予认真对待、予以积极评价,却不可过分依托,外部规制仍然是更需要发展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意义

正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以执政党最高政治文件和最权威政治决策的形式,对在历史新起点上带领全国人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部署,对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决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的领导执政理念、治国理政韬略和执政治理方式,跃升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历史新高度,意味着当代中国的五位一体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一个理性化、法治化和规范化的新阶段,意味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法治化内涵研究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法治化包含极其丰富的内涵。正确选择法律体系构建、立法与执法以及司法模式;确定以公平原则、平衡协调原则、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为主的基本原则;推进以机构及其职责、规划制定与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政策手段的法律化以及权利义务责任配置等为主的各项法律制度建设,应是我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法治化的基本内涵。     

法治中国:时代意义、逻辑维度与发展模式

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新里程碑。法治中国概念,体现出了中国政府要通过自身力量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体独立意识和清醒的方法意识。从空间维度来说,法治中国是全方位建设中国法治的时代话语;从时间维度来说,法治中国是中国稳步渐进发展的逻辑目标。建设法治中国,要更新传统立法优先的价值理念,转向司法优先的新时代使命。     

前苏东国家的法律转型初探:法治的勃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国家同时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结构性转型,其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演变也格外引人注目.十七年后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转型的视角,分析这期间各国在宪法和法律制度方面所进行的大规模移植,审视其法律转型的实效,剖析前苏东国家在法律移植现象背后的理论之争,再以各国宪法法院从无到有的显著进步,阐述各国在公私法领域中引入的法治新理念,透视东中欧法律转型的深层特质.     

反倾销法中的最佳可获信息规则初探

反倾销法中的最佳可获信息规则(BIA)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客观上对出口方不公平。WTO立法对BIA做出了指导性和原则性规定,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实践对该规则有所发展和引伸。欧美的BIA要求十分详细,适用条件明确,欧盟的规定在文字上更接近WTO。中国的BIA已有制度和实践基础,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行政管理”到“国家治理”：执法理念的法治化回应

随着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渐解体,公共权力领域和私权领域的二元性分化开始显现,治理型政府取代管理型政府已逐步成为现代政府建构的主导形态.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演进,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型政府的内涵与要求,作为一种更为合乎权利保障要求的法治形式,实质法治亦将在执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执法理念与执法目的的变迁必然影响到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升级.管制范式下的干预性执法、惩戒性执法、自卫性执法、专断性执法等理念需要转变,给付性执法、恢复性执法、履职性执法以及参与性执法等理念将逐渐形成.     

大陆法系法律经济学的进路--作为方法论的法律经济分析

文章以法学和经济学基础为背景,阐述了法律经济学的沿革,明确法律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及法律经济分析的原则,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同时以大陆法系的观点,从效率与正义、理论与现实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法律经济学与传统大陆法系理论的异同,探讨核心价值的区别。最后,以法律经济分析作为方法论为依托,提出法律经济分析在大陆法系的进路,初步探究法律经济分析在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及方式。     

法治思维探析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发出关于法治思维的倡导,把改革开放以来法制(治)建设成就在精神层面上予以升华,是治国理政的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转换的重大历史性标志。解析自然(理性)主义、分析实证主义、社会实证主义等几个现代主流法治思维模式,及总结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对于深入全面理解和把握法治思维不可或缺。法治思维的结构,包括法治认知的前提要素、恪守现行法律的核心要素、定位民间规范的补充要素。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见诸法律实践的媒介与途径,它以是否需要和可能借助法律手段解决特定事件或案件为前提。法治方式运用中应严格贯彻实体法律和遵循正当程序,并尊重道德及民间规范,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治思维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其一为辩证法,从发展、联系、矛盾、全面的视角进行法律考量;其二为形式逻辑方法,符合排他性的法律理由、必然性的法律三段论、融贯性的系列法律决断的要求。法治思维是两种方法紧密结合的整体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