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和人权：源流、涵义与区别

权利和人权是宪法学中十分重要的两个概念 ,但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 ,二者基本上是混用的 ,有必要对二者做出清晰的区分。在较为深入地梳理、分析权利和人权的源流、涵义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可以从涵义、目的价值、蕴涵的理念、产生与存在的时间、内容与法律文本的关系、依据和对应范畴、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等七个方面对二者做出区分。     

人权哲学视野下的受刑人权利及其保护

在人权哲学的视野下定位受刑人权利,正当性是受刑人权利的本质,也是受刑人权利研究的逻辑起点;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也因此展现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法定权利和因受刑人特殊身份为矫正需要而被赋予的特殊权利;基于对受刑人权利正当性本质和逻辑结构层次的分析,受刑人权利保护也必须基于特定的刑事法律关系进行,以程序正义的理念形成对刑罚权的制约和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从“犯罪”到“权利”：自杀行为的西方法律史述略

西方各国历史上对自杀行为的法律评价经历了从“犯罪”到“权利”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到 2 0世纪 6 0年代 ,英国最后废除“自杀罪”,自杀在现代终于成为一种权利。“安乐死”的是与非在 2 0世纪后半期又演成了世界性的法律之争。本文介绍了西方各国与自杀相关的法律的历史沿革 ,并以东方的日本为参照作一定的比较     

法律与宗教——从《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权利：从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

西方法律传统是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没有基督教信仰就不会有西方法律信仰。而在缺失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中国,凭借什么铸就人们对法律信仰的精神理念?选择什么路径完成人们从法律到信仰的精神朝圣之旅?本文认为,“权利”是从法律到信仰的最佳路径选择。因为从宗教信仰到法律信仰最根本的因子就是“权利”;权利是法律的精神与灵魂,没有权利的法律即非良法;“权利”能够成为中国法律信仰的因子;没有权利信仰,就不会有法律信仰。     

自杀：是“犯罪”还是“权利”？——自杀行为在西方法律史上的演变述评

本文回顾了西方各国从古罗马到现代社会，各历史阶段与自杀相关的法律渊源及其沿革，并以东方的日本为参照作了一定比较。自杀行为是“犯罪”还是“权利”，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自杀行为在现代终于被当成人（自杀主体）的一种最后权利。但是，与自杀有关的“安乐死”的是与非在20世纪后半叶以后又成了世界性的法律争辩。     

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从伊斯兰教谈起

法律与宗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的产生源于宗教,在宗教影响较大的族群中,法律往往披上宗教的外衣,通过诉诸神灵的权威,获得了正当性的基础。同样,伊斯兰法文化对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伊斯兰教的构成体系中,教法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展现出广泛的社会整合与协调作用。     

论变性人的法律地位及权利救济——以人权入宪为时代背景

变性人的出现对传统的道德和现有的法律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变性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并一步步走进公众的视野.虽然这些人在数量上占绝对的少数,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他们的存在,更不能忽视他们的合法权益,如何对待他们,如何规范他们的行为,是法律所应予以考虑的问题.我国是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有尊重并保障人权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必须要修改原有人权本源宪政理念,加强立法,在法律上对变性人提供权利保障.通过对特殊人群的保护,增强人们的人权意识.     

主权、立法与早期法律实证主义的内在缺陷

早期法律实证主义突出法律作为主权者意志的表达。透过对边沁的分析,我们发现,边沁的主权理论与立法理论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可以追溯到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以及现实指向,它深刻表明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在分析社会现象和解释法律事实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无论是奥斯丁还是边沁的理论都难以完全容纳授权性法律,主权者意志也难以符合现实,并且习惯性服从也不能赋予法律以规范性。     

法律权利的演化和生长空间——控制论视角下权利冲突的结构功能

在控制论视角之下,权利冲突实质是对归属不明确的行为可能性空间支配权的争夺.经过以法院为中心的控制系统的调节,权利冲突可以在法制大系统中为权利的演化和生长提供空间.立法不协调或不明确所导致的权利冲突可以促进权利界分的演化;而权利空间再发现导致的权利冲突则使权利空间的实质增加或新权利的产生成为可能.     

无害的偏见：西方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几位外国人,从自身的知识背景出发,对中国的法律传统自由圈点,称其为“偏见”,也许并无不妥。     

法律通往自由：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读周永坤教授《论自由的法律》

法律是自由而不是枷锁，是拯救而不是奴役。自由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这个价值却长久地在中国的法律中失落，使中国的法律难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深入探索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圭臬改造中国的法律，进而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重塑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一书的价值所在。该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探讨了法学、法律、司法、法治、法律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力图以自由为圭臬，重建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学术尝试。     

司法档案：表达亦或实践——读《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有感

已有的研究成果早已经证明，法律制度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和理解。尤其是在一个不断变动的，正从旧有的法律制度向新的法律制度发展的社会更是如此。在这样一个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变迁十分迅速；人们利益观念、道德的追求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