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宪法化简论

刑法宪法化是指把有关犯罪与刑罚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以彰显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一种趋势。其实质是要转变刑法观念,树立民权主义刑法理念;确认刑法保障权益、规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     

从非犯罪化的条件考察刑罚权的存在根据

刑法将一个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积极面,刑法将曾经属于犯罪的行为不再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消极面。由于非犯罪化的主体是国家,它是国家价值评判的结果,也是国家对犯罪的反应形式,因而其实质在于刑罚权的退出,而非犯罪化的条件则是刑罚权退出的事实根据。当行为已经不具有法益侵害性、行为已经为社会公众广泛认同、对行为已经有更好的规制方式时,国家可以实行非犯罪化。但是,非犯罪化不能无视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能导致鼓励犯罪和制造新的犯罪,在尚不具备非犯罪化的条件时,刑罚权理应积极地存在。     

数据遗忘权的刑法学观察与协同保护

欧盟长期引领数据遗忘权的权利化进程,欧洲法院的世纪性判决正式确立数据遗忘权的权利地位。我国理论界主要从法理学、宪法和民商法等方面透视数据遗忘权的本质及其立法问题,却忽视刑法与数据遗忘权在理论源头、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全方位紧密联系,导致刑法保护数据遗忘权的功能被搁浅。应当理性松绑刑法"事后法"理念,前科报告与免除制度、网络空间禁止令、禁止职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合理的犯罪化等都是刑法保护数据遗忘权的现实途径。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思维的转换

回顾从1979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刑法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在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量的调整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在延续着传统的权力刑法思维,即着眼于权力统治与强化社会管理,以＂秩序＂为价值中心,试图将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所有细节纳入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与之前不同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削减死刑罪名、强化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社区矫正立法化等内容,是权利刑法思维的体现。这一重大转变的背后,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普通民众维权活动的增加等国内因素的影响。     

刑罚立法复审制度之提倡

有关刑罚的立法,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最为重要的刑罚立法。刑法在广义上含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也含刑事诉讼法典及其司法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刑罚立法,有些表现出与法治的基本准则不相一致的情况。要使刑罚立法真正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需要构建刑罚立法复审制度。     

论刑法的宽容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在治理社会确实发挥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刑法在严打中会不可避免侵犯罪犯的基本人权,是建立法治国家的绊脚石.因此,需要理性反思重刑带来的弊端,逐渐贯彻宽容、人道、科学的现代刑罚理念,使我国的刑罚观念上的方向从重刑主义向轻缓化和人道化发展.     

试析中国近现代刑事法律文化的发展

刑事法律文化理论是一个历史的、时代的课题 ,是我国法治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 ,它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法学理论 ,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必需。本文试图从刑罚权、刑法体系、刑法罪名、刑罚体系、刑事法律意识方面探究中国近现代刑事法治的变化 ,,展示新中国刑事法律文化的成就。     

论刑法的道德合法性

刑法的道德合法性问题是法律的道德合法性问题的具体和延续.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应立于人性高度予以诠释.刑法的道德合法性赋予刑法以良法的品性、真正的威信和彻底的有效性.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应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的过程中得到动态性的贯彻和体现.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在风险多元的高科技时代仍然应该得到维系.     

惩罚和补偿：基于危险驾驶的诉求

危险驾驶已成为社会各界争议的焦点。全国人大应尽快修改刑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设立危险驾驶罪名，并允许司法适用补偿机制，在国家实现刑罚正义的同时，真正使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得到社会的尊重。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     

刑罚轻缓化的理性思考

在刑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的总体趋势趋于轻缓：由残酷走向人道,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严刑峻罚逐步趋于轻缓。刑罚轻缓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刑罚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功能的有限性。以此理论为支撑,为了使刑罚轻缓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应处理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本质和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     

刑罚轻缓化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刑罚轻缓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然趋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国情差距,决定了我国的刑罚制度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那种轻缓程度,但我国新刑法的指导思想、实质精神以及刑法的执行措施和部分总则与分则的修订中都已经体现了轻刑化这种价值取向的观点。     

刑法的谦抑性刍议

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的必要性，刑法歉抑是适应社会矛盾变化、构建和谐社会及保障人类自由权益的需要，它是一种信念，而非法定意义上的原则。在我国实现刑法歉抑的途径在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     

康德刑法思想探微

康德作为刑事古典学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具有自己较为系统的刑法思想。主要观点是：以社会契约论为逻辑前提，解释国家刑罚权的来源，并赋予这种权力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强制力；从自由意志与道德规律、道德规律与法律规则的关系分析入手，说明人所具有的意志自由正是刑事责任的承担根据；主张刑罚只能是对已然犯罪的报应，此外不能再有任何其他目的；主张刑罚惩罚应当与犯罪的危害存在等量关系，这种等量报复刑具有明显的同态报复色彩。     

新<<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构造

本文认为，新《刑法》第５条所规定的不是简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是以刑事责任为纽带，把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有机结合起来，使刑罚的运用既注重犯罪行为又兼顾犯罪人，使刑法做到公正与功利，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论我国刑罚结构的不断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综观我国刑罚结构的演变发展历程,可将其分为三种模式,即“倒三角”结构、“梭型”结构和“正三角”结构模式.伴随着我国刑事政策轻刑化的不断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刑罚结构又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刻和系统的调整与完善,其更加趋向于“正三角”结构模式.鉴于我国社会进步的发展度、司法实践的需求度以及社会公众的承受度,以《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为视角,在对我国刑罚结构进行较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又对刑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一些新构想.     

理性看待刑法

刑法仅是调整社会的一种手段，但国民对刑法与犯罪、刑罚的痛苦性与罪犯的人权保障、刑法的规范性与对社会现实的具体性之间的关系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使刑法承担了超出其自身能力范围的责任，从而影响了刑法功能的发挥。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刑罚结构调整的理性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八）》在对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方面没有实现从重刑结构向轻刑结构的转变。我国刑罚结构仍是重刑结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在对刑罚结构内部各刑种之间力度的衔接方面进行了优化,更为重视无限额罚金的作用,这使得我国的重刑结构趋于合理,机能发挥更为充分。要实现我国刑罚结构的轻刑化,必须进一步废止死刑,提升社区矫正与罚金刑的地位,进一步完善有期徒刑的内部结构,增加若干资格刑。